以氏族血缘组织及农耕生活习惯的古代文化里，若能产生出如古希腊时的民主政体及哲学思想，那才是怪事呢？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的古典哲学同理是反映了那个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并不是有古典哲学家能决定社会存在的改变。
大一统极权并不是儒家所建立的，也不是儒家所能够建立的。
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正是争鸣的产物，正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出现了一个相对时段自由学术的间隙（诸侯竞争的时代）。儒家思想同样是自由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不过儒家思想后来成为独尊，反桎梏了自由思想的发展。所谓儒家的“经典”，实乃不是什么“经典”，只不过是政治干预下成为了“经典”，也正是适应了制度的需要；也不过成为帝王家天下服务的思想武器。那些所谓的“经典”，在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正是独尊儒术，才窒息了思想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进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个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但世界精神并不沉陷在这种没有进展的静止中。”（《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八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次印刷）
在农耕文化的国度里，儒家思想成为独尊，无疑儒学最适宜农耕文明里的政治需要。
在旧体制里不但不能催生出新思想，新文化，而且往往会扼杀新思想，新文化的成长。正因帝国习惯于保持传统，才能保着统治的稳定。自然最怕进步思想的出现。所以帝国里的政治思想、法律、道德，哲学等无不抑制自由思想的出现。为了保持农业立国的不变，也就保持着家天下的制度不变，这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是社会环境里的文化制度又对自然地理因素的反作用。
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就是“海洋”与“大陆”；“商贸”与“农耕”的差异。一个催生出商业文化，一个保持着农耕文化，正是与其自然地理环境的特定时期里所造成的因素。
“橘逾淮而北为枳”，这正是自然条件所定了植物生长的的结果。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这既有地理因素，更是社会因素。人不同与动物，人虽无法改造自然地理环境，但人类能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适应自然，而建构出更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人就变成了社会的人。人变成了双性属性，既是自然的，更是社会的。人从自然的属性逐步向社会属性转化，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而逐渐又被社会所束缚。人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社会历史文化的印痕。但人是可以迁徙，与其它不同地域里人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就打破了自然环境的束缚。
因中国缺乏对外的交流与学习，虽有地理的因素，但社会的因素更是不可忽视。因地理环境始终是处于被动的，而人始终是处于主动的。而处于原始时期的人类，却在自然面前是处于被动的，是被自然所束缚，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处于被动的地位逐步改变，人变被动为主动。故西方的文明，把人从自然与神话中解放出来，建立出主体性，开放性的社会。而中国古代却始终没有从自然与神权中解放出来，并越来越陷入到人为构建的文化圈里不能自拔。中国进入文明时代，所架构的文化圈里不能自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所架构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束缚中国人的与精神枷索。地理条件只能是文明初期的一种动因，而真正人类文化的构建是在于人的精神。后封建社会历史处于停滞状态，因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因素，再有人们构建的一种社会环境把人死死地束缚在主义的社会形态里。社会环境（即民族文化），对人的影响致关重要，人一生下来，接受的是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又没有相异的社会形态做参照式比较。人在那种文化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而逐步接受文化的价值与理念。而那种文化的社会环境从而扼制着中国人的精神思想上的自由。精神思想的不自由，就难以产生新思想，新文化，人类历史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精神思想发展史过程。
中国文明初期因地理因素，催生出农耕下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被人为的越来越强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制约，即越来越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历史处于停滞的状态。其阻碍与停滞是中国古代始终保持旧文化的连续而不被突破与断裂所造成。
而古希腊因地理因素催生出的商贸竟争的社会文化形态，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在不断的突破与超越旧制度，旧文化。
但地理条件只是决定人类古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动因，而不能成为决定人类命运（即文化形态）的永恒动因。地理决定只是特定时空里的作用，而不是永恒的。所以中国王朝并不因大陆性地理环境的存在而永保长存。打破中国社会历史的停滞状态与封闭型的“外壳”，正是近代西方进步文化的东进，才使“中国型”的封闭社会与地理环境“破壳”。
从而证明进步文化的传播与吸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有较途径。
进步思想与文化的引进吸收，能够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政治结构的变化，这是后文明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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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而述，中西文明的路径是地理条件的因素，起初因地理环境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人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构建了不同的文化环境，自然与社会构成人类生存活动的天地。人类无法脱离他成长生活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人类无不打上各自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文化印痕。
古希腊建立于商业贸易文明的根基上；而中国古代建立于农耕文明的根基上。这是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在人类文明之初所起的决定作用。这正是西方文化为何是“突破性”，而中国在古代文化为何是“连续性”的成因。
“突破性”文化所体现的是批判与创新。
“连续性”文化所体现的是崇拜与迷信。
我们再回过头来对《周易》一书的认识，不但明白《周易》是什么，而且也理解《周易》为何是那样的，即明白《周易》为何是诗性智慧的语言与思维；也明白《周易》为何讲“君子”之治的政治学说，并架构出的“民本”理念，而贯穿其后近3000年前后封建时代，并成为社会政治意识的价值核心。
正如一学者所言，“诗是同人类一样古老的艺术形式,体现在宗教祭祀,战争军旅,婚姻礼俗,耕作宴饮等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典型样式,由此形成了文化的诗性品格。而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诗性文化的影响之后,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发生断裂,形成了思与诗长期对立的文化格局,典型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对诗人的驱逐。而中国文化则保持了与原始文化的一贯性,不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的革命性断裂式的发展,而是中国特有的”亚细亚的古代”的继承性的维新道路。因此,中国古典文化始终保持了诗性文化的特征,保持了综合性联系性象征性的诗性特征,而没有陷入分析的逻辑的绝对理性的范畴。”
（《诗可以观》傅道彬著中华书局2010年版，23页）
《周易》不可能脱离西周的社会文化背景，《周易》正是西周血缘宗法制度里的宗法意识思想的反映。也正是亚细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周易》一书的诗性思维方式。
我们也由此理解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为代表的重要特征，是“连续性”，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与自然关系的紧密的结合。不同于西方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
也就能理解中国古代文明有着“萨满文化”的特征，因为中国文化特征是个“连续性”，才导致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这“延续”下来的根本因素，不能不认为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
因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对不同的民族生存发展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在古代社会里起着的决定作用。
也由此而知《周易》哲学产生的思想性与方法性，无不与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有关。虽《周易》哲学思想是一次突破，但《周易》的诗性思维却是个连续性。
也由此而知中国哲学特性的历史成因。
也由此而知中国巫术文化延续而不能断裂的历史成因。
也由此而知中国制度文化延续，不能突破的历史成因。
中国必定要走过漫长的历史遂道，才得见制度文明。
21世纪的中国，迎来了一个转型的契机，正因内外的动力，无不推动着中国物质文明及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也由此使“三农”现象逐步的消解，也就逐步消溶掉几千年固守封建意识的最后堡垒。
由于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世界已进入“城邦”的世界，每个“城邦”都将融入世界的文化圈，已没有可设防的“城邦”王国了。
以适应“城邦”世界中的竞争与突围，由此中国人必将创造出真正代表“世界式”的文化成果。而引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真正的和谐。因为我们也有理性的传统，也有理性的哲学，并且产生了属世界第一的政治哲学，那就是《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