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周易》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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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在《中国文化导论》中谈道：“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其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致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中国文化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事实上从人类文化源头来看，唯有古希腊这个处于近海之岛屿，成为古代文明源头之一。而在世界上同样有很多滨海地带，以及近海岛屿，并没有发展出如希腊那样的文明。故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并不是发展出商业文化的必然结果。古代日本，中国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及南洋诸岛并没有发展出如希腊的商业文化。
希腊文明既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与之相临的东方诸文明互动与交流的影响结果。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世界它处所不具有的，是希腊所独有的，所以才孕育出希腊商业文明。不同区域的地理条件，决定不同区域人类文化走向。在人类初期及跨入文明的时代，自然地理条件确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只是人类发展史上那个特定时段里地理环境所起着的决定性的因素，即是相对的，而不是永恒的。
中国文化发祥于内陆，气候变化规律恒定，四季分明，大河流域，平原广阔，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决定了华夏民族以农业为本的经济结构。
海洋环境促使外向性生存活动，而内陆环境促使封闭性的生存活动。
中国的地形，东与东南临海；北于西北是荒漠与横沙；西与西南则是高山耸嶺。天然屏障隔断了与外界交流，形成了一个交封闭的地理环境。
中国的地形是一个四面封闭，整体联系很紧密的大陆平原地区，地形非常好，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属于平原地形，只有较稀小的山脉，黄土高原也是比较平坦，植被丰富，易于远古人类生存。
中国大陆自然条件较好，气候温和，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和温带地区。平原地区有河流通过，土壤肥沃，适于农耕和村落聚居。
中国文化最早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河谷地，包括汾河，渭河，径河等大支流的河谷，也就是仰韶文化或彩陶遗物分部的核心地带。此地区自然条件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公元前4000年，这一带便存在着农耕村落。
夏、商、周都是以农业立国，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父家长式社会制度模式而奠定了“家天下”的制度形态，也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社会里，不能不认为地理环境因素决定政治体制。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祥源头来看，无疑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唯有中国特殊封闭性的大陆环境，在古代因天然屏障隔断了异族入侵和与外界交流，而使文化不间断的发展下来。即使在大陆内虽遭受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不断的南下入侵，或一度统治整个大陆，但并不改变中原文化的本质。这因为华夏周边部族文化在历史上是落后于中原文化的，即使落后的北方部族（如蒙、满）入侵中原，最后还是被汉文化所融合，并不像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被外来民族入侵，却使原民族文化中断或消亡。
中国北方因地理气候与中原迥异而形成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贯穿了前后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这是中国大陆农耕文明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攻击态势里唯一的竞争压力，也由此促使中原民族大一统文化意识成因之一。
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土壤有助于产生一个大一统的文化形态。
东方农业生产方式往往以家庭生产为单位（或家族式），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依靠人的劳动从自然中索取生活必需品，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是一种自经自足的生产方式，即生产方式也是保持原生态性。
环境对家庭形式，衍生出“孝”的观念，又成为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儒家的政治学说都可以从中国地理环境与人之间长期作用形成社会观念里寻找到根源。由于易于聚落形成的环境，创造了发达的血缘宗族形式，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血缘家庭与地缘（聚落）结合不易瓦解。中国广大而众多村落里的血缘与地缘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进而长辈的权威性也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建立，由父家制的权威思想观念，推而广之到国家（由家到国）观念。进一步催生出儒家伦理秩序（或叫道德秩序）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缘宗法观是地理环境与人之间的长期作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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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物质文化，同时也会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观念，信仰和制度。
欧洲发展出了重商主义传统，古代中国则走向重农主义，其根本是在于地理环境因素。
欧洲没有像中国实现大一统，实在是因地形破碎分裂所造成。使得欧洲的国家规模历来较小，而统一全欧洲的事业难度又很大，多国林立的现实使得贵族在国王面前有实力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最终保障了自己的自由。而中国的地形，中原一片平原，几乎没有地理障碍，有北向南统一，往往实现王朝的统治大业。王朝的中央集权又太强，所以任何臣民的实力都无法与帝王的集权实力相抗争。而中国又是一个文化传统不曾断裂的民族，文化传统又成为中国人心理习惯与思维定势，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主义”，主义的文化核心是“三纲六纪”，即天地，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等级的伦理政治观念。这种产生于血缘宗法制里的文化传统，到了中国近代都难以断裂，已然是护围帝国的钢铁城墙。如曾国藩用洋枪洋炮绞杀了太平天国，却骨子里已然把“三纲”提到天的高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下》）
后封建帝国到了近代，已是到了被西方列强瓜分和奴役的地步。而帝国里所谓有作为的“儒学名臣”，却不知维新图强，还死抱着那些愚国，愚民的观念当真理。可见封建文化传统已将人们浸淫得痴呆愚顽。可见中国的主义思想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政教礼俗。这种固结在中国人心中的传统思维定式，正是特定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形成。
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
中国这个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中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中国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伦理（道德）政治的关注。而哲人们善于比照（类比）自然是为了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所提供的例证，而从无对自然世界研究的兴趣，因为没有动力，即带不来名利。只有“天学”神道、“星占”术这种巫术迷信上庞大的学说。王权制度里，人们向往的政治权力，正是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与宗法血缘体制所限制；也正是由简单的季节性循环和简单的农业生产上的循环，最终形成阴阳，五行的“循环论”，同理也就把历史看成是盛衰循环的必然结果了。
传统里的经验思维正是农业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反映。经验思维具有保守性，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总是要人们向以前看，要人们严格按照祖宗的成规办事。这都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促成中国古代人的生活方式，由传统的生活方式形成中国人的心理模式与思维习惯。根本不同与希腊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外向型思维导致求新，求变。
不同民族的思维文化意识与其活动有关，即与生存空间下的生存活动方式有关。
古代中国人们生存活动方式只限于农耕的活动方式。而西方生存活动方式是海洋贸易与交流探索及扩张的生存活动。生存是社会中人的第一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是派生物，无论政治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它们都产生于或根源于经济基础。社会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在古代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无论它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传统文化，还是思维方式，都是由它的生存条件决定的。
中华先民主要以农耕方式求其生存空间互动，他们正是基于农耕生存的需要，以农耕化的眼光观察天、地、人三者的关系。
农耕文化早以根植在中华先民的传统意识里。夏、商、周都生存在黄河流域，已是一个富于种植的传统习惯。周人击败商以后，将其子弟、姻亲及有战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成为诸侯，诸侯分封自己的子侄为卿大夫。各级都按嫡长制世袭，这样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政治制度。
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形式。
地缘关系是一种空间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世代继替的时间关系。把血缘性的亲缘关系推而广之为这家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则是商、周“国家”最重大的特征之一。
任何文化的起源，都可以在与之相关的地理因素和血缘因素中寻找。
地理因素对文化传统，特别是对文化形成早期的重要作用，确实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传统上又是乡土社会，是血缘和地缘合一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村落，并且是密布于广大的平原与丘岭山区。
中国三代农耕文化，已铸成了后封建文化的链条（即“连续性”）。中国古代文化几千年中何以能如此不变的文化制度模式，正是中国特殊的地理生态条件，在特定的时间阶段里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