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是主从或聚落群分布格局开始出现，在主体聚落群外围大致分内外两层聚落小群分布带，突出表现于龙山城堡的频繁出现，聚落内部已分化成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城市从农业聚落中脱颖而出，成为聚落（或部落）联合体的政治统治中心。城市的出现已跨进到文明（国家）的门槛。
从国家的起源上来看，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市类型的小国演变为大国。城池（城市）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标置之一。但从城乡关系上来看，西方文明产生后，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而中国古代却仍保持城市与乡村的统一。城乡上的“分离”与“统一”，正是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路径。
中国古代城市从农业聚落上发展出来，又是联结着乡村的纽带，成为统治广大乡村的政治中心。这是特定的大平原农业与大河流域农业聚落的必然发展结果，与西方古希腊特定地理环境是个根本不同的发展路径。
中国古代文献中所反映的商部族曾八次迁徙活动。商人率领部族屡次迁徙，既是为了部族发展生存需要，也是为了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城址，谋求更大的政治空间。实现部落联盟的霸主地位。周人也是走的同样的一条路。
通过殷墟考古上的发掘调查，商都（殷墟）同其它古代城市的发展规律一样，商都在二百七千余年间，是个逐步发展扩大的过程。
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从遗迹现象观察，当时尚不具备都城的规模，但到了一期文化偏晚阶段，遗址范围明显扩大，面积已增至12平方公里左右。
二期阶段，都城已初具规模，城市一方的宫殿宗庙区已具雏形，另一方是王室及贵族墓葬区，城市已有防御性壕沟。
三期四期阶段，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殷墟的范围已达到30平方公里左右。殷都城为中原部族的政治军事统治中心。
考古资料表明，殷都是由历代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祭祖的宗庙区和死后埋葬的陵寝区作框架构成的，其它区域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商代城市脱胎于史前氏族社会的原始聚落，因此，也就保存着浓郁的氏族社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本身就是从氏族血缘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聚落），聚落而居，聚族而葬的习俗。殷商时期，宫殿宗庙区和陵寝区连体的布局，是中国早期都城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
考古资料表明，在殷都范围内还层层分布着若干个以血缘胞体为基础的族邑聚落。这些族邑聚落有自己的土地，宅居，宗庙，作坊和族墓地。各个族邑按照他们和商王室血亲关系的远近，基本规定了每个族邑的等级，大小和实力。
从考古资料表明，殷代城市结构是宫殿宗庙区和若干族邑聚落的有机结合。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政治和宗教祭祀。通过殷墟墓葬的形制与分类表明殷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社会基本组织形态。
古代城市的出现也标志着国家的诞生。“大邑”即是众多农业聚落的联盟的政治中心。“大邑商”也就成为中原众城邑与农业聚落的盟主。包括先周时期的周族，也要接受“大邑商”的封号。周人同样是从一个部族发展成拥有一定区域（领地）内多个农业聚落的小邦主。也是经过多次率领部族人员迁徒到“岐周”奠定了周族的生存与发展，同样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盟体系，同样是以农业生产为生存与发展做为根本。周族取代商族的霸主地位，实行新一轮的天下分封，是典型的氏族血缘管理体现。依靠血缘纽带维系家天下的统治，不但没有破坏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去建立文明社会的地缘管理，而且是强化了氏族社会的血缘结构，建立起一套更加严密的血缘宗法礼制。
6
在远古黄河流域，生活着一个个氏族，并有若干不等的人群，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共同采摘，打猎，种植，养植生活在一起，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农业聚落。以血缘加地缘，在农业聚落基础上发展出部落，由部落联盟发展到“家国”。由“家”到“国”的组织形式是以血缘为纽带。即血缘组织，建立在家国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产生了古代伦理政治哲学，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源于《周易》，《周易》是中国哲学之根。《周易》哲学正是血缘宗法社会意识的反映。东方的古典哲学是东方社会意识的反映，自然不可能产生如希腊古典时期哲学思想内容。东西不同的生存环境，其意识形态也不可能相同。
古代中国地缘组织不是以血缘组织的崩溃为前提，而是两者紧密结合，血缘组织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发强化，并与地缘更加紧密地结合发展成独有的宗法制度，这一发展路径与古希腊文明的起源是不相同的。也就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史上产生了东西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正是两个不同的地域生态环境对生存者的影响结果。
而古希腊也经历了氏族社会，由于希腊所面对的生存条件，即特殊地理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促使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较快发展。因此促使氏族“共同体”走向解体。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发展必然加速社会的阶级化过程，所以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血缘关系的否定。由于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作用，平民们早已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这些平民和工商业阶层在斗争中有了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改造氏族贵族统治，用明确的私有制和自由独立个人的新的政治联合体来取代。
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上，在荷马时代的居民分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包括若干个胞族，每个胞族包括30个氏族。多利亚人南下时没有能占据雅典，但是其他地方的居民纷纷逃到雅典，原来的各民族成员也出现迁徒混居的情况。外来居民和脱离原来的民族迁居的人，都处在氏族组织之外，贫富分化在逐渐发展着，居民逐渐分成氏族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后两者是平民），还出现了奴隶。各部落以雅典为中心逐渐走向联合，前8世纪未，雅典国家形成。
梭伦改革之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债务奴隶的威胁，引起了雅典平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公元前594年，贵族出身的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梭伦因经商周游海外成为饱学之士，社会有一批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奴隶主，他们多出身平民，有钱而无势，也对贵族统治不满，梭伦改革实际是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
梭伦改革内容第一是解除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这只是针对平民。而雅典的奴隶则有外邦人充当。由于公民不再受债务奴役，城邦体制更为巩固，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并规定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土地集中。第二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旧贵族特权受到削弱，不能再独占政权了。使工商业奴隶主上升为统治阶级。第三是设立新的政治机构，由四部落各选100人组成四百人会议，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第四包括促进工商业及内外出口贸易的法规措施。
总之梭伦改革，改造氏族贵族统治，国家不依血缘亲属氏族集团进行的统治，而是以公民的财产分为等级，体现了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梭伦改革，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发展奴隶制工商业的道路。
梭伦改革近百年后，到克利斯提尼又进行了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进了一大步。
克利斯提尼同梭伦那样出身贵族，却支持平民的民主政治家，他针对梭伦改革犹未深入触动的雅典选举体制和血缘团体作了较彻底的改革。其内容之一是废除传统的四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划分进行选举，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了贵族赖以存在的条件，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
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的形成，正是氏族“共同体”解体的过程。这是社会的分工和商品交换发达造成氏族制度的彻底瓦解。因此，氏族血缘关系亦不复存在。雅典城邦奴隶制不是以血缘关系，而是以地域来组成国家的管理，而创造了一个公民的国家，而不是家族国家。
而中国古代恰恰相反，商的社会结构表现为以商王为最高家族长的血缘家族分封系统。周承商制，建立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的“天下”统治；一方面在国家中形成了一个作为统治者的氏族贵族集团，周王既是家族的宗主，又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宗法血缘的亲疏程度，决定了这些统治者在国家中的权力大小等级高低的不同。另一方面，商统治者，又把被征服者的部落和方国整族的划为接受统治的“子国”，这些“子国”基本保持着原来氏族社会结构。西周继承了商制，推行宗法制，把部族内部的血亲联系衍形为宗法严密的宗族组织，并推而广之深入国家政治层面，以血缘组织成了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天然纽带，这是以氏族血缘集团演变成为血缘国家的东方路径。中西所形成不同的文明路径的关键因素，是其背后的是工商业或是农业作为的支撑。而形成商业或是农业立国正是与其地理条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