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周易》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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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上对殷墟商都城址的发掘表明，商代都城是维护王权政治、军事、宗教功能来体现的，并不是商业经济的中心，即不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从考古资料表明，安阳殷商都城的主要内涵是由历代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祭祖的宗庙区和死后埋葬的陵寝区作为框架构成的。商代的城市脱胎于原始聚落，因此也就保存着浓郁的原始社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原始习谷。殷商时期这种宫殿宗庙区和陵寝区连体的布局，是中国早期都城形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殷代都城的基本结构，就是王室宫殿宗庙区和若干族邑聚落的有机结合，殷代都城（殷墟）的这种结构形态，决定了这一时期城市的基本功能，即政治统治功能和宗教祭祀功能较为显著，而城市的经济功能，尤其是商业功能则十分薄弱。
当时的商代王都弥漫着崇拜鬼神的恐怖气氛，每天上演着杀戮奴隶和牺牲的恐怖场面，举行隆重的祭祀，用以讨好鬼神。商代政府是一个萨满式的神权政府。
西周时期，从考古与文献上研究，认为西周的都城有三，即岐周、宗周、成周。岐周（现在陕西的岐山与扶风之间）是西周的圣都；宗周（丰、镐）是西周的主都；成周（洛邑）是陪都。圣都是祭祀中心，承担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拥有大规模的宗庙建筑。俗都（主都与陪都）虽也举行日常祭祀活动，却主要是西周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领导中心。陪都作为丰、镐功能的延伸和统治东方诸侯国的据点，发挥了都成的政治礼仪中心职能。
“周可能是西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宗教中心，至少，它表现出比其他城市更强的作为王室祖先祭祀中心的特点……显然，周既是王室的一个所在地，也是贵族居住的城市……考古工作在周边发现了更加复杂的现象，包括大型的作坊，如在云塘发现的骨器作坊以及分散各处的陶窑。最近在周原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陶范，这与齐家村的一处青铜铸造遗址有关。由于铭文中提到与王室宗庙有关的作坊，这些作坊也有可能属于王家。周的宗族如裘卫显然是从事车与丝织品制造，他们在周必定拥有自己的作坊，裘卫家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也一定拥有其地产，此外，有些地区大概是为穷人居住，其中包括那些为王室及贵族服务的人。关于这方面，最近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十多座房屋遗迹，可能就是齐家村铜器作坊工人的居住地方。此外，毫无疑问的是，在周边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他们在城市周边的田地里耕作，或隶属于王家，或隶属于宗族，或受国家的管理。有清楚的铭文表明官员被任命管理这几个主要城市的农业人口。根据上述分析，特别是对周的分析反映出，西周城市兼有多种功能和极为复杂的本质。该城同时是王室宗教的和世俗活动的所在地，而且也是贵族居住的地方。就后者而言，城市与乡村的土地财产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是贵族宗族权力的中心所在，那里生产出来的各种农业产品被送到城市供贵族成员的消费。尤其考虑到将成市和乡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因素，用西方古典社会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消费城市＂这个概念来描述西周城市真实的生态面貌可能是比较准确的。”（《西周的政体》李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5页）
商、西周的城市，是王公贵族统治者居住地，又是宗教、政治中心。城市并不构成独立的政治实体，也不具有商业功能。即不是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而考古上发现城市遗址上的作坊，是为贵族生产用具，不作为商品性质流入市场交换的。
中国进入文明时期的城市是个“连续性”的表现，并没有实现城乡分离，而是城市与乡村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对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突破性变化因素之一，是城乡分离，即野蛮进入文明，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在城乡分离的情况下，造成贸易的需要。
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在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希腊城市商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在古代希腊城邦就其政治意义而言，首先是指高于家族、村落、部落之上的特定人群的联合体，即公民集体。这些城邦往往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若干村落，每个城邦是一个独立体。
希腊城邦与城市的兴起，几乎经历了同一个历史过程。
雅典是希腊城邦时期最大的城邦，也是最大的城市。雅典又是一个民主制的城邦。雅典城邦国家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末，后经过一系列民主改革，而跃升为希腊世界中居霸权地位的城邦，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面对东方波斯帝国的入侵，而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果，希波战争后，希腊奴隶制经济文化出现了惊人的繁荣景象，工商业和航海业得到充分发展，雅典已有二十几种手工业行，不仅行业繁多，而且行业内部分工细致。希腊每个城市都有集市场地，各种商品在专门地点出售，一些城邦中海外贸易非常发达，雅典的皮里优斯港是著名的商港，贸易范围很广。
雅典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成为工商业经济的中心。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和以城市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机构的设置与运作，为古典时期雅典城邦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益的社会环境。正是民主政治和工商业经济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期的文化盛世，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群星闪烁，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留下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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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西欧国家封建城市的起源虽然较晚，但是它们建立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和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基础之上。城市形成后，很快发展为工商业中心。城市工商业一般都由私人经营，政府并积极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分工日益明确，乡村主要以从事农业为限，而城市则主要从事于贸易及手工业。
中国三代时期，唯战国时期的一些城市逐步发展起来一些手工业和商业。也正是战国时期“邦国”处于竞争的大社会环境，铁工具在生产中广泛的应用，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邦国”的竞争与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战国在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学说，对中国后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后封建两千多年的思想意识就是靠先秦那些诸子思想哺育、喂养着，类同西方的文明是靠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哺育成长。
而在中国历史长河里，城市一般不是以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为前提，而是以政治需要为条件建立起来。从先秦到明清作为中国城市基本主体的郡县城市，就是这种政治城市的典型。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和功用，主要与国家政治有关，是国家施行统治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统治者居住在城市中，是城市统治乡村一元制社会体制的枢纽。
中国又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政治文化理念，形成重农轻商思想意识是根基于儒家的政治学说，也正是大一统文化的基础保障。城市是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堡垒，并不是做为工商业的发展功能而存在着。那么，为何中国城市是这种的延续着呢？正如张光直所言：“再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古代城市，我引侯外庐的话，说明中国古代城市与以前氏族制度的延续性。侯先生这样讲道：＂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两种氏族纽带约束着私有制的发展。不但土地是国有形态，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着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两种氏族纽带结成一种密切的关系都不容易和土地的连结。这样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统一。＂
”用这个特殊性和其他的文明做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文明时代的亲族制度和国家的统一关系，就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氏族或宗族在国家形成后不但没有消失、消灭或重要性减低，而且继续存在，甚至重要还加强了。”（《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2页）
不过张光直引述侯外庐先生的那段话里说的“氏族奴隶”，笔者认为商周不是奴隶制。自然住在农村的是农民（“小人”），是农业生产劳动者。氏族贵族住在城市，而为氏族贵族生产劳动的氏族农民住在“邑里”的种田者，当然是隶属于氏族贵族的，但与奴隶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代既无出现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国家，也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制国家。
中国从原始氏族聚落进入城市聚落的国家形态，从商至清，只经历了稍有区别的两种社会形态。
一是以血缘（王室）家族分封统治的国家模式（商、周）；二是以血缘（王室或皇室）家族委派制（或官僚制），即委任臣奴统治的国家模式（秦至清）。商、周不过是以血缘管理国家的一种统治模式，而秦（追朔到先秦）以降不过是以臣奴代理王室血缘家族的一种管理统治模式而已。根本不同于西方出现的地缘管理，血缘管理正是氏族遗制的延续。
中国古代（即前后封建时代）国家形态，只不过是氏族血缘遗制的延续。“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血缘家族行施集权主义的外在形式。而实质是为一个血缘家族（王室或称为皇室）利益展开的一切活动过程。一个血缘家族（王室）以所谓“国家”的名义，在各个领域实施的垄断，以保持血统地位，子子孙孙万世江山不移。严格的说“国家”在中国前后封建社会几千年里就没有对这个概念下过定义。也没有思想家对其进行过探讨。只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王”家理念。所以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几千年同样保持着“连续性”。中国从先秦到清朝是个没有变化的君主制度，中国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几种社会形态的出现。就是到了近代，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大清王朝还在实行着血缘管理的氏族遗制。
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天然般的联结着，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那样，城市是农村的对立物。中国城市是农村各个聚落的政治中心。城市在农村聚落发展上作为政治统治中心而出现的。
通过考古者研究，城市是从农业聚落发展出来的。相当于仰绍后期是农业聚落的分化期，平原区聚落数量增多，聚落面积大小悬殊，中心聚落开始出现，原始城址，这一特殊聚落形态从普通聚落中脱颖而出，由此出现了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