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就是岐周。综合而论，西周建国后王都为“镐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镐迁洛。那么，《周易》里所反映的“迁国”愿望，是面对西周社会，而生出的一种忧患意识。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提出迁都的愿望，以改变王朝不利局面。这《周易》里反映的“迁国”愿望，无疑是西周后期的历史背景。那么，《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离平王东迁洛邑不会太久远了。
实际西周早在中期就开始衰微了，周王也逐渐失去了“共主”地位。因为经过几代的诸侯国君，已不把周王放在眼里，特别不是周王宗周的诸侯国，更不把周王放在眼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的国势逐渐强大起来，它的独立性也就越来越大，对周天子便不那么恭顺了。在诸侯国筮例膨胀的同时，周王室的实力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由于经常不断地进行分封，王畿土地没有扩充，反而有缩小之势……天子和诸侯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天子的号令对诸侯说，已经不很灵了。早在周昭王时，由于‘王道微缺’，原来接受周封号的封国，开始不服。昭王为此率六师南征，卒于江上，周穆王时政治上进一步‘衰微’，但还要兴兵征讨按时来朝贡的犬戎。这不仅使周与犬戎形成对立，而且使其他边缘的诸侯也来朝觐了。周懿王时‘王室遂衰’，到周夷王，厉王是‘诸侯或不朝，相伐，‘诸侯或叛之’。到了西周最后一个王周幽王时，周王室便完全失去了共主的威望”。（《中国古代史》）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事实。到西周后期已是诸侯开始相伐时期了。‘天下’的名义上是周王的，而实际诸侯势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与西周后期周王在诸侯国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处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下，写出的《周易》一书。《周易》作者时代的西周，已是内忧外患的时期，才有《周易》一书充满着忧患意识的基调。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迁国”的政治主张，这正是体现了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信息。
从《周易》一书内容看，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上，去维护周王‘天下’的统治学说。《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样，在面对春秋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所向往的是恢复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面。而《周易》作者是面对现实，是从有家有国的现实，来思考建立一个和平相处，共同治理与维护‘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国的统治者）之治的“理想国”。这说明《周易》的时代，已不是周初的时代。《周易》的作者也与周王室无关。《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为《周易》里字里行间的口气，与周王室成员的语气不同。即《周易》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利益上去维护周王的统治。《周易》不同于《周书》或《诗》里的一些诗歌那样维护与歌颂周王的口气。
无论是《诗》里的周族史诗，还是出土的西周青铜铭文里多有惯例的称呼“丕显文武”，而《周易》里则是很平淡的用“王”来说事理。《周易》里没有《诗》里及西周青铜铭文上的那种歌颂文、武、成三王的口气。而《周易》里倒是出现了两次赞扬商朝先王的事迹，如《既济》里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篇里“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实是表露了对商朝先王功绩的歌颂。即使《周易》里引用殷商之际的商朝事件与人物，也无贬低之意。如《明夷》篇里的引用“箕子之明夷，利贞”，《泰》篇“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反而《周易》里并无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迹，即无歌颂西周开国有功的文王与武王，这说明《周易》作者并不与周王室有关，也说明《周易》作者以离周初相去甚远了。从《周易》一书中还有不少反映与西周后期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如“南征吉”，“见群龙无首吉”，“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以及《周易》构建的“君子”与“有孚（“民本”）理念，这是《周易》之前典章里所没有的思想。纵观《周易》一书内容，完全走向理性的世界，即走出了神学巫术地带。《周易》一书既不同于西周前期的《周书》，也不同于《诗》里的周族史诗反映的天命思想；《周易》也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所走向王权主义思潮。《周易》一书正是西周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时空里的产物，是承上启下一个历史交替转换时代里的产物。《周易》每篇都透着人文精神与辩证思想。《周易》里既不讲占筮理论，也不涉及占筮方法，并且还反对占筮。《周易》完全是理性地认识这个世界。《周易》的作者理性地看待现实社会，完全是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认识社会，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这正是与《周易》产生的时代有关，正是诸侯林立竞争的时代，也正是西周后期分封制度逐步的瓦解，而封建地主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形成时期，即地主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时期的时代背景。才产生了《周易》这部政治智慧之书，也正是时代造就了《周易》。
总之，我们以上对《周易》一书的产生，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释，而推定其产生于西周后期。
那么，《周易》的作者是谁呢?
虽然后封建社会（即帝制时期）里其主流观念，不外认为是文王、周公这些圣人之为。但到推翻帝王以后至今天的百年中，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传统的说法已不再是主流观念。近百年来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不凡有多种说法，但一直未成定论。
那么，《周易》作者是谁呢？事实上《周易》作者已成千古之谜。不过我们可从《周易》一书的内容，以及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来看《周易》一书的作者，可给其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1《周易》(初始《周易》一书)与《书》不同，也与《诗》不同。不同之处，《周易》并无歌颂文、武之王。而《诗》与《书》（《尚书》里的《周书》）都不凡大力颂扬文、武之功德。
2西周已建立了中央王权下的亲族分封，西周中央已出具组织与执行能力的官僚模式。而《周易》作者却向往的是松散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体，有点向往殷商的松散政体制度。
3《周易》里既无称颂周王，也不贬损商王。反而出现了两次赞扬商王高宗伐鬼方的功绩。
4《周易》作者站在历史经验教训上，也曾对比商周可取的经验教训。如“东临，西邻”之说。而引用“帝乙归妹”，却给出的判词是“以祉元吉”，《周易》作者无意贬损商王。
5《周易》宗旨是向往“君子”之治，即有国有家者共同治理‘天下’，并没有把“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阐述（并且《周易》一书里，更无涉及“周王”），而西周的王制，以不同于商朝松散型的“王”制，西周已初具较严密的组织网络体系，这可从西周铭文上的册封制度看的很清楚。
6《周易》产生的时代当在西周转型时期，即分封制度崩溃时期。而从《周易》一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并不向往西周“王天下”的政体，而向往的是君子（有国有家者）共治‘天下’的松散体制。《周易》作者应是东方殷商后裔，应是殷商贵族后裔里的文化精英。
7《周易》作者采用“六十四画符号”作为《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六十四画符号”正是殷商人的文化遗产。因“六十四画符号”在殷墟里的甲骨中多有出现，“六十四画符号”应是商朝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周人的发明。《周易》里的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是两个朝代的产物，其发祥地应是在中原腹地。《周易》一书里有两套系统：一是“六十四画符号”系统。二是文字系统（即政治哲学理论系统）。《周易》里的符号系统，即“六十四画符号”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始创，是在《周易》未出现之前早已产生。“六十四画符号”的发祥地是中原的腹地——商都殷墟（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两岸，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约30平方公里）。“六十四画符号”的发明权应归商朝人。这套符号传承到西周后期，同样被商朝的后裔所用，作为一部哲学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之序目而运用。而西周王室里的史巫不识《周易》的真面目，却把《周易》当做筮书运用与改造。
8《周易》一书既不在《诗》与《书》里有所反映，也不在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里有所记载。如此一个重大文化成果，被后封建时代里说成是文王、周公之为，可没有在西周官方的史料里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说明《周易》一书不与周王室有关，也非是西周的史巫之为。即不是西周官方里产生的，应是‘民间’产生出来的。《周易》一书被传入周王室，被王室里的史巫所见《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卜筮的“繇式”形式，用于卜筮。春秋前期周王室里的太史把《周易》作为一部筮书呈现于世人面前，既有神道设教的目的，也有有意遮蔽《周易》里的政治思想之目的。
9《周易》作者已有很成熟的政治经验，无疑是对西周王权政治严酷现实了如指掌，才有那么深的忧患意识，特别是政治恐惧上的忧患。因西周王室虢夺诸侯位及诛杀诸侯大夫不是没有过。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并非是拥有独立的主权之主。他们只是有周王授权且代表周王封号进行统治的“主”。
10纵观《周易》一书内容，作者并非是站在周王的立场上为其歌功颂德，或献计献策；而是站在“有国有家者”的立场上，构建出的一种“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蓝图。
从以上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应是殷商贵族后裔。不过是西周后期里殷商后裔里的某一位精英创作了《周易》。当然从其身份来说，这个殷商后裔，早已是西周的臣民。故《周易》作者，是西周后期里某一位在野的文化精英。我们还可从《周易》之名推定其作者应是周朝时期（“周”是周朝之周）里的殷（“殷”同“易”）之后裔创作的一部政治之书，故取名为《周易》。
那么，我们权且把《周易》的作者，叫做“易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