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一书里所引用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为考证《周易》一书产生时代，不失为是一条途径。但那些所认为的《周易》产生在西周初期的说法，皆是从《周易》一书里引用的历史人物及事件来的看法。也都把《周易》的下限定在周公时期，即使康侯与箕子也没有超出周公时期。《周易》里引用的几例人物都是殷周之际或周初的重要历史人物。从《周易》的引用来看，是作为历史政治经验而引用，并且都与《周易》文章内容所引证的政治意义相契合。《周易》里出现的几位殷周之际及周初的历史人物，是出于写文章上的引证，而不是记述那些人物的活动记录。正因《周易》不是周初及之前产生的，才会引用已成过去历史的商周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来增强文章所论述的政治观。因为在西周初期之后，没有比周初及以前那些历史人物有名气。那么，除了《周易》一书里引用周初及之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之外，我们却发现《周易》一书里还真有一种说法，足以证明《周易》一书产生于西周晚期。
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里有这样的说法：“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这句话里的“中行”，就是不偏不倚，即居中行事的意思。《周易》里的“中行”之意，犹如后儒发展出的“中庸”之意。“告”：即告诫，告诉。“公”：周朝的重臣，如周初周公、召公这种角色的重臣。“从”：跟随、追随、参与。“利用”：借助增益条件，即经济的发展。“为依”：为依靠。“迁国”：迁移国都。这句话译成现代文是“居中行事，告诉王公重臣跟随，并借助增加收益的条件为依托迁移国都。
《周易》里的《益》，中心是阐述国家增加收益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社会经济。我们且看初始《周易》第四十二章《益》全文：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我们再将《益》文译成现代文：
“第四十二：增益，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并顺利地实现大业。
利用好增益，将有大作为，是大吉祥的事情，也没有过失。若有了财富上的大积累，不苛刻，不邪恶，永守正道，才是好前景；即使君王用以祭祀天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收益是用在不好的灾荒之年，没有过失。爱护百姓且居中行事，应告知诸公，并用圭举行隆重的仪式，（把爱民之心昭示于天下）。居中行事，告知诸公跟随，并借助增加收益的条件为依托，做迁徙国都的大事。有了爱，惠爱之心不用询问，是非常正确的行为。有了爱，才能回报于施爱者的恩德。若没有增益，反而相互损害；而又立爱心不能长久，就危险了。”
《周易》里的《益》篇是继《损》篇内容的继续，《益》是对“增益”这一问题展开的阐述。即讲述增益的政治道理。这增益不但指财富的积累，而且也包含了爱心的积累。财富的积累是为了灾荒之年的救济，是保障社会的稳定。爱的积累是为了民心，是“利涉大川”的政治资本。两者不可或缺。这是《周易》作者通过“增益”的道理，为“君子”（受封的诸侯统治者）讲述的政治道理。既要增加经济实力，又要爱民之心恒久，才能顺利完成迁都的大事业。这篇文章反映的迁都之事，体现了西周什么时期的历史背景呢？迁都本是个举国上下震动的大事，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完不成迁国的大事。即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国都没有外在的压力，也不会轻易做出迁都的事情。如明朝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意图。又如民国把南京前往重庆，是因日寇大举逼近。那么，《周易》里所透出的迁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西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迁都之事，与《周易》一书里讲的“迁国”关系。
周人建国之前确实有过多次迁移，但那都与建国后的迁都不同。史家称，武王建国后定都镐京，“镐”是西周王朝的都城。西周灭亡后，即东周的开始。是平王从镐京东迁洛邑，洛邑成为东周的王都。
《中国古代史》里说：“宣王死后，继位的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后幽王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申后的父亲申侯，便替申后和太子伸冤为名，联合犬戎和一些诸侯国，引兵进攻周的镐京，幽王兵败，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幽王死后，申侯等拥立太子宜臼为天子，是为周平王。由于首都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兵力控制之下，平王乃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中国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里说明平王东迁是从镐京迁移到洛邑的，那么，镐京就是西周的都城了。
《中国古代史》里又说：“东方安置已定，武王才班师西归，并把国都迁到镐京（今陕西西安）……周都镐京远处西土，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决定在东方洛水流域再建一座新都城，作为统治东部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从此周朝便有了东西而都，西都镐京称为宗周，东都洛邑称为成周”。（《中国古代史》第58页）
武王建国后，定都于“镐”，至平王东迁洛邑，是从镐京迁出的。那么，西周从公元前11世纪（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起，至公元前771年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所杀，共经11代12王，大约历经275年，都是以“镐”为王都了。
顾颉刚在《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一文里说：“申戎原即姜戎的一支，而封国于申的，其后幽王废申后，两亲家吵架，申侯使联合了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这申侯无疑即申戎之后，所以和犬戎会有这般的团结”。（《古史辨自序》顾颉刚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41页）
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里说：“周朝的统治中心，即所谓“王畿”，原在“西土”，今陕西地区。古公亶父自豳迁于岐周。文王自岐周迁于程，再迁于丰。武王都镐。丰，镐皆在今西安地区。成王时，周平定武庚。“三监”乱后，又在今河南洛阳地区建有洛邑，成为周朝在东方的一个重镇。也属于周王畿的统治范围。自武王灭商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到平王自丰镐迁都洛邑，史称西周”。（《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翁独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许倬云的《西周史》里云：“周初建立东都，原为了控御东方。周室的真正基地，毋宁仍在丰镐……犬戎、西戎与申侯袭杀幽王于郦山之下。秦襄公将兵勤王，战斗甚力。平王东迁，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以岐西之地，答应秦能攻逐戎，即为其地诸侯。”（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
按以上史著，周朝建国后，定都镐京，到平王自镐迁都洛邑。对西周建国后的都城为镐京，应是现代史学界公认的说法。
镐京称宗周，宗周是指周为所封诸侯国之宗主国，故称宗周。《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辞源》对“西周”一词的解释：“周代，周武王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至幽王。史称西周。至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
通过以上权威说法，这西周自武王建国后都镐京，至幽王在镐京被杀，平王东迁洛邑。西周时期是没有出现过迁都其它地方的说法了。那么，就可以说《周易》一书里反映的“迁国”之说的历史背景了。
周人的发祥地是岐山，是古公亶父（文王祖父），因戎狄威逼，由豳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北），建筑城邑房屋，设立官吏，改革戎狄风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使周族逐渐强盛起来，奠定了周人灭商的基础。
《周易》里也有反映“岐山”这一历史文化地名，在《升》（《周易》里的《升》篇就是讲国家发展上升的道理）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的说法。这是引用“岐山”隐喻着周人由此建立根基的道理。岐周是周人的发祥地，后来就成为西周的圣地。岐周不仅仅指今岐山县境，应是宝鸡、凤翔、岐山等区域。西周时期，岐周的政治地位很高，周王要到岐周举行各种高规格的祭祀活动。因为岐周那里有他们先王的陵墓。从周族发展来看，周人是从发祥地由西向东扩展。从岐周向东的丰、镐发展，既是地理条件因素，又是政治上的需要。文王迁岐到丰，做为向东方扩张的前沿，武王立国后，在镐建立京都，周公辅政是为加强对东方殷地的控制，又建立了陪都洛邑。从岐周（圣周）到王都镐（宗周），再到洛邑（成周），这是符合西周历史发展脉络。而典籍或金文中出现的周王到“郑”地，那不过是在“圣周”进行的祭祀先祖的活动而已。而在考古出土的周原甲骨和金文里的“镐”都作“蒿”。因为周王居于“蒿”到岐周举行祭祀，甲骨、金文都有“自蒿”出发的记载。如周原甲骨“祠自蒿于周”(《周原凤雏》(h11:20)中记载：惠亡眚，祠自蒿于丰。而在《周原凤雏》(h11:117)上记录：祠自蒿于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