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窗缝泻入司机老赵和公务员胡婶的逗笑声。这说明爸爸在家。
爸爸一定是清晨才回来的。可以想见他的倦容。此刻，他或许已经进入浴后小憩了吧？
爸爸刚开完一个重要的会议。会议的消息业已在刚才电台的新闻广播中报道。我是为了对表才打开床头柜上的收录两用机的。没有听完报道我便改放录音，我翻了个身，使自己枕得更舒服些，一边听着德彪西的象征派音乐，一边继续看手中的小说。
我听见屋门响一下。谁这么讨厌？我不想起床，不想洗漱，不想吃早点，当然更不想听妈妈或者别的什么人的唠叨。
我听见一声呼唤。这声音令我诧异。我本能地把手中的小说塞到了枕头底下，转身坐了起来。
进来的是爸爸。他穿着银灰色的对襟毛线衣，拖着草编拖鞋，大约刚刚刮过脸，他身上发散着一股清爽的剃须膏的味道。
他坐到我床边的电镀折椅上，把录音机的放音量旋小些，问我：“这是什么音乐？”
“法国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的‘海的素描’。”我告诉他。一边镇静地穿着衣服。
他便又把音量调大些，谛听了一阵，微笑着说：“这就是咒骂过的德彪西吗？啊，‘海的素描’……”
在我站起来穿裤子的当口，爸爸从枕下翻出了那本我从他书柜里偷出来的《金瓶梅》。
我注意观察着他的表情，“先发制人”地说：“我二十三岁了，爸。该让我懂得世界上的一切了。”
爸爸摩挲着书皮，犹豫地说：“可是这本书，你们青年人……”
“我们青年人并不都是一种状态，一个水平，”我截断他的话，冲动地说，“您以为我是为了琢磨那些‘此处删去一百二十九字’的地方，才来读这本书的吗？”
我以粗鲁的动作穿上毛线衣，准备同爸爸辩论到底。但是他拍着书皮，回忆了一下，蔼然地说：“我偷看《金瓶梅》的时候，比你还小一岁。”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把《金瓶梅》又塞回到了我的枕下。我忍不住微笑了。心里顿觉松弛了许多。
“你每个星期日，都是这时候才起床吗？”爸爸站起来，替我打开窗户。一股润泽的早春气息扑进了屋来。
我乐于在这一点上做自我批评：“如果没有人来叫，那就比这还要晚。”
爸爸严厉地望了我一眼，我赶紧跑到盥洗室洗漱去了。
洗漱既毕，回到屋里，只见爸爸依然站在窗前。他双手背后，望着窗外什么地方——也许是院东那几竿绿竹——并不转过身来，问我道：“今天你是怎么安排的？要温学里的功课，还是要去会你的朋友？”
我回答说：“都可以安排。也可以都不安排。”
爸爸转过了身来，平静地嘱咐我说：“那好。上午你陪我出去转转，下午再温习功课。”
我颇为吃惊，一霎时无以应对。
爸爸让老赵把小轿车停在了一条小街街口的空地上。老赵什么都没有问，这当然是他的一种工作习惯。我也什么都没有问，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何必沉不住气。
“陪我散散步吧。”爸爸只说了这么一句，便领着我款步朝小街里面走去。
这是一条很僻静落寞的小街。弯了几弯，出得小街，眼前顿时开阔起来。原来呈现出一片湖水。我很惊异于湖冰融化得这么早。湖边的铁栏不大完整，一般粗的白杨树环湖而立，几只麻雀啁啾着追逐于尚未发芽的树杈间，晴朗的灰蓝色天空，倒映于还浮着残冰的湖水中。远处的铁栏边有几个人在垂钓，近处的湖岸上有几个儿童在放最简易的“屁股帘”风筝。一阵抖空竹嗡嗡声传来，夹杂着几声爆竹响。
这里的空气是清新的，气氛是恬静的，但是我不理解爸爸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带我到这里来散步，因为倘若他图的仅仅是清新恬静，他尽可以让老赵把我们送到玉皇山一类的地方去。
我望着爸爸仪表堂堂的侧影，默默思索着。我前一阵看了不少新出现的文艺作品。有许多作品试图刻画和我爸爸级别相同或稍高稍低的干部形象。而我看了总忍不住哑然失笑。这些角色或者被表现为离开小轿车就活不下去，或者被表现为硬要同普通群众一起挤公共汽车。因此我总有一种看“卡通片”的感觉。事实上像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角色。昨夜他还在某个神圣的地方开会，那可能是近二十四小时内世界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今天上午他却来到这最平庸的地方散步，并且带着同他隔膜甚深的儿子。
我在爸爸左侧稍后的部位上与他持保着同速，同时轻轻用口哨吹着《让雨把我淋湿》，心中发誓绝不头一个开口。
到底还是爸爸首先同我讲了话。他的话很怪，我听见他问我：“这一向你晚上睡得好吗？做梦不做梦呀？”
我怀疑这问话里潜藏着某种深意，考虑了一下，才慎重地回答说：“我一般都是‘黑甜一觉’，偶尔也做梦，可是一睁眼，就把梦全忘光了。”
爸爸走近湖边铁栏，朝对岸眺望着。对岸的天际轮廓线是一座新建的高楼和一片灰瓦旧房勾出的“凸”字形，并不怎么爽目。
爸爸并不看着我，盘问说：“你妈妈告诉我，你谈上恋爱了。那女孩子果真比丹丽强么？”
丹丽是爸爸妈妈老战友耿伯伯的女儿，我们俩同岁。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同耿伯伯耿伯母带着我俩游故宫，进了太和殿，我和丹丽高兴地在光滑洁净的青砖地上各翻了一个筋斗，两家的家长都笑弯了腰，耿伯伯望着金漆宝座说：“退回四十多年，你们这样大闹金銮殿，是要杀头的哇……”说完又笑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同丹丽嚷着：“谁敢杀我们的头！”又各自翻了一个筋斗……
我们俩小学一直在一个班。没等上到小学毕业就赶上了“大革命”。耿伯伯在“大革命”还没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畏罪自杀”了，耿伯母打人了不许回家的“劳改队”，有一段时间丹丽就住在我家，我妈妈总算每天能从“牛棚”回来，眼里挂着血丝，照料我们一下……
但是这一切都像一场已经过去的噩梦。如今的丹丽，女式军装敞开的衣领里露出鹅黄色带黑花纹的毛线衣，她已经是一名作风泼辣的见习军医，衣兜里总揣着听诊器，到了我家，妈妈总是百依百顺地任她听了前胸听后背，迷信于她那些一套一套的医学术语。妈妈也曾建议她给我听听心肺，她便命令我撩起衣服，我给了她一句难堪的话，她便举着拳头咯咯咯地笑着绕桌子追我……
爸爸妈妈，加上耿伯母，自然都希望我们能恋爱、结婚。我不知道丹丽对我的“抗议”和嘲笑里是不是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
可是我必须这样回答爸爸：“她不一定比得上丹丽。我愿意和丹丽做一辈子朋友，却不愿意和丹丽结婚。我不爱丹丽，我爱她。”
爸爸双臂张开，扶住湖栏，依旧朝对岸眺望着，继续问我：“这个‘她’什么地方打动了你呢？你该不是一时的冲动吧？”
我眼前浮现出了“她”的面影，她的家庭和本人身份都比丹丽低微，她同我的感情是在农村插队时潜伏、在上大学后萌发的。尽管校领导用了许多愚笨的办法来禁止同学们谈恋爱，像我和她这样的恋人却班班皆有。其实恋爱是不应也不能禁止的，应当禁止的是荒废学业，而明智的恋人是不会因恋情而放弃事业上的奋进的。我不知道爸爸是否懂这个。他应当比我们大学里的那些冬烘先生们高明一点。
对于爸爸的提问，我本想做出否定性的回答，我的性格却促使我偏做出了肯定性的回答：“我也说不清‘她’哪点儿打动了我。我爱她，纯粹是出于一种冲动。”
爸爸把脸转向了我，微眯着眼，深入到斑白鬓角的鱼尾纹抖动着。我万没想到，他对我的话是这样的反应：“你真爱她就好。人年轻的时候，这种冲动很难避免。”
我们继续散步。湖边的树木都还没有抽芽。裸的枝丫使各种不同的树木看起来那么相似，有如雷同化的电影般令人生厌。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对眼前那些没有叶片的树木充满了辨认的兴趣。“这是一棵槐树，唔，国槐；这是一棵歪脖柳，它怕有一百岁了；那边那棵是什么树？你认认，认得出吗？”
爸爸所指的，是一株立于沿湖小院院门的树。这株树有水桶般粗，不甚高大，树冠上的分权长而平直。
“是臭椿吧。”我漫不经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