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门合上了。
开电梯的胖姑娘揿了一下有“10”字的方钮，方钮亮了。能感觉到电梯在向上移动。胖姑娘懒洋洋地坐在操纵盘下的电镀椅上，看报纸上的影剧广告。
好，只当胖姑娘不存在。
她望着他。一刹那间，她觉得世界上只存在着她和他。
他微笑着。他的头发花白了，但仍旧那么丰茂。他额头、眼角、耳边的纹路，细碎而明显，但他的面庞总体来说还是那么神采奕奕。他腮帮和下巴的胡子尽管刮得非常干净，但留下了一片均匀的淡墨染出般的印迹。他的喉结仍是那么尖锐结实。
她把眼光移开。她受不了他那双眼睛里射出的光，那并不是谴责、嫌弃、轻视、怀疑的光，恰恰相反，那眼光里充满了宽容、关怀、尊重、信任。唯其如此，她受不了。
电梯在向上移动。
她和他是在人行道上邂逅的。
她一眼就认出了他。最近报纸上还登载了一篇记者的专访，附有他的照片。近两年来，他的照片经常出现在报刊上。有一回电视里还出现了他的大特写，并且有他一段录音讲话。她痛楚地意识到，这正是他。
他也一眼就认出了她。虽然她老了许多，而且消失了昔日的活泼，但是她的轮廓，她走路的姿势，还是使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他遇上她，内心里涌动着真诚的快乐。
他就住在前面新建的高楼里。他邀请她上去坐坐。她答应了。
他们都感到有许多话要谈，但是他们一时又并没有说什么。进了电梯，他们只是相互微笑地对视着。
她望着电梯一角的电话。电话机是鲜红色的。
那号码盘在旋转吗？她眼里浮出了一朵鲜红的西番莲。是的，当他们都在大学里读书时，他们的宿舍楼前面，的确种得有许多的西番莲。是盛夏，柳树上的蝉儿一声声地长鸣着。静静的中午，她溜出了宿舍，穿过暗魅魅的走廊，拐弯，下楼，出楼……呀，满眼白晃晃的阳光。
世界成了一张漏光的胶卷。刺眼的白。
要等到她在湖边的那个隐秘的角落里寻到他时，眼里才能重新充满律动着的线条和色彩。
一球蒲公英。他放到她的嘴边，她尖起唇儿吹了，噗、噗、噗，绒毛儿逆光飞散，闪着银斑。有一根淘气的颈毛飞回来迷了她的眼。她偎在他的怀中，该他尖起唇儿吹了，噗、噗、噗，她轻轻地笑了，睁开流泪的眼睛……
世界成了一张雄健美丽的脸。脸上写着一个字：爱。
……电梯停住了。是五层。进来了两个小姑娘，中学生。
电话机为什么要搞成鲜红色的？
电梯继续上升。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她知道他得问这个。
她却并不需要问他。他自己写过文章，发表在一份发行量极大的杂志上。还有记者的专访，对某些细节渲染得淋漓尽致。还有一篇小说，是个二十几岁的新起作家写的，那主人公分明是以他为模特儿的。她读得很仔细。
他是受难者，是蒙冤的天才，是韧性的勇士，是幸运的强者，是无数青年崇拜的诗人。
而她呢？
“非常简单。我从大学提前退学以后，一直在一个机关的总务科当职员。”
“你为什么提前退学呢？”
“理由是家庭生活困难。”
“这是全部原因吗？”
“当然不是。自从你被戴上帽子，勒令退学送去劳动教养以后，我就觉得上大学没有什么意思，特别是学我们那个专业……”
沉默。
电梯又停了。两个女学生走了出去。好。
电梯门斯斯文文地合拢来。
电梯继续上升。
那个二十几岁的新起作家写的那篇小说，使她深深地激动，也使她深深地失望。
激动，是因为那个男主人公。的确像他。他当年的那些诗句，今天回忆起来，依旧火辣辣的，可以使卑鄙者发抖，使懦弱者振作。
失望，是因为那个女主人公。不曾存在过那样一个人。她在高压下背弃了他？她在自责中沉沦？倘若真的如此，世界和生活就都还算单纯。
依旧是盛夏，柳树上的蝉儿依旧一声声长鸣着。依旧是静静的中午，她溜出了宿舍，穿过暗魅魅的走廊，拐弯，下楼，出楼……呀，满墙斑斑驳驳的红纸绿纸。
世界成了一张涂写得乱七八糟的大字报。看不懂。
她追到校门口，那辆运送他们的大卡车已经开动了。扬起一些尘土。
她看到了他的后脑勺。那使她生出无限爱怜的后脑勺。这后脑勺没有向前拉直，也没有向后旋转。
她知道他不会怨恨她。没有人知道他和她的特殊关系。没有人要求她特别为他表态。自从事态明朗以后，他没有找她，她也没有找他。
蒲公英的绒毛儿逆光飞着，旋转着，升沉着，远了，远了……
她告别了那个后脑勺，告别了她隐秘的初恋，告别了对世界的天真的看法，告别了温柔和羞怯。
她努力忘掉他。她也的确曾经几乎忘掉了他。
什么在响？哦，是电梯顶棚上的风扇。
什么在响？哦，是银行里的算盘。
她的丈夫，一个浑身都显示着与世无争的会计，当年正是在银行里，搓着手，谦恭地微笑着，由介绍人介绍给她的。当时环绕着他们的气氛，就是一些不紧不慢的算盘声。
她丈夫中等身材，站在高个子面前不会使高个子尴尬，站在小个子面前也不至于使小个子惭愧。她丈夫体躯清瘦而不干瘪，五官端正而不俊秀。那是个谨小慎微的好人。
“小点声，你小点声……”丈夫时常望着与邻家之间的隔墙，提醒着她，“小声点好。”
一九五八年，银行里和学校里都补划了右派。丈夫买回来一罐臭豆腐，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块搁到瓷盘里，压低嗓门对她总结说：“少提意见，少发言，别得罪领导，别管闲事，别胡思乱想……”他就用那臭豆腐下酒，嘬着滋味，害怕，然而满足。
一九六〇年，人们都听说了关于彭德怀的事。丈夫带回一包蜜枣来，珍惜地一颗一颗地摆到瓷盘里，对她的小声询问和议论只是不住地摇头，最后抬起眼睛，可怜巴巴地哀求她说
：“咱们没听过传达，是不？咱们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该议论，是不？”他递给她一颗蜜枣，提醒她吐核时要小心——那枣核两端非常之尖，弄不好会刺破嗓子眼的。
……他们平平安安地活过来了。她为他生了两个女儿。在十年大动乱当中，他们没有被抄家也没有去抄别人的家，没有被揪斗也没有揪斗过别人，没有下干校也没有被扣发过工资，既不是“保皇派”也不是“造反派”，甚至也不是“逍遥派”，因为他们没有一天敢于不去上班，他们服从一切人的领导：委员会、工作组、红卫兵司令部、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新党委”……他们随着大多数人挥动红宝书，呼口号，家里该挂什么像时挂什么像，该摘什么像时摘什么像……
只有一点没有变，就是他们居住的那间小屋。只有十四平米。从女儿出生到送女儿去农村插队，从女儿从农村回来到分别当了售货员和售票员，一直是那么狭小，那么低矮，那么潮湿，那么陈旧……
然而这电梯是新崭崭的。
他如今天天享用着这新崭崭的电梯。
他曾经连十四平米也没有。他曾在冰天雪地里受过苦。他曾只穿条裤衩，在地层深入抡镐刨煤。他曾满身虮虱，并被人看作形同虮虱之物。他曾有过小小的起复，接着又陷入更大的沉落。他行过万里路，他凑过厚厚的一大卷生活之书。他曾大声哭过，他也曾大声笑过。他在最沉沦的时候，也曾获得过同情与信任；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也曾保持着坚韧与希望。人们始终记得他。他也始终没有失去自我。
当他重新回到诗坛上来时，老读者毫不犹豫地向他欢呼，新读者即刻便记住了他的名字。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他战斗过，他历经过苦难，他的生命便获得了崭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