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什么地方？说出来你别瞪眼——在破庙里。
别瞎猜，我可不是和尚。不跟你绕弯子了，直说吧，我是在我们厂的库房里值班。
我们这个厂子是由破庙改造成的。这库房据说原是庙里的什么“须弥殿”，你瞧那几根柱子，透着古色古香。
是呀，我们厂的厂房够寒碜的，可我们的产品就高贵了。凡是世界上最讲究最豪华的屋子里，大概都少不了这玩意儿，那就是——地毯。
我今年二十二岁，分到这么个厂子当洗涤工，转眼就四年了。我那活儿又累又枯燥。不过，下班出了厂门，一瞅见那么多待业青年在卖大碗茶，炸麻花，咱也就知足。
说实话，我还没谈上恋爱，那滋味儿留着以后再尝，反正我年岁确实也还小。我的生活乐趣是交朋友。友谊啊友谊，你们懂得这玩意儿吗？那滋味儿咱好有一比，比作回民饭馆里的一样名菜：“它似蜜”！
眼下是春节，正该找朋友们痛玩一场。咳，厂里非排我大年初一到这库房里值班不可。得从这早上七点钟，值到晚上七点钟！值班表一排出来，我就满厂子转悠，求爷爷告奶奶地请人家替我一回，你想正赶上这么个节骨眼儿，谁肯替换我呀？
算我倒霉。我带上袖珍半导体，一大叠《大众电影》，坐到这儿值班来了。厂子里除了传达室和党支部办公室还有人值班，大概就没有别的人了。我们这三个值班的各据一方，连隔窗对望的机会也没有，真闷得慌！厂子里静悄悄，可厂外的街巷不时传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搔得我心里好痒痒。
看看表，才七点四十。我怎么就跟在这儿待了一个世纪似的！时间这东西真古怪，人的心情能使它快如火箭，也能使它慢如蜗牛，乃至于凝固不动。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可并不思念我家里的人。来值班以前爸爸妈妈还在唠叨我：“心里要用到厂里的正事上，别总跟那些三朋四友闲逛荡……”教中学的姐姐也凑热闹，居然威胁我说：“你那个‘大拇哥’究竟是啥样的人？有工夫我们得仔细了解一下！”唉，我是“每逢佳节倍思朋”，而最令我自豪的朋友就是‘大拇哥’。让他们了解去吧……
2
回想起结识“大拇哥”的经过来，真像吃烤鸭子似的有滋有味。
那是头年秋天。那天刮着风沙，我竖起皮夹克的领子，手里举着三毛钱，站在某个礼堂的门外，不顾沙子灌进嘴里，顽强地向每一个迎面而来的人询问着：“您有富余的票吗？您票有多的吗？……”
礼堂里要演“内部参考片”。什么名儿不清楚，反正“内部参考片”总比“外部片”神。咱没门路，又实在想看，只好用这法子来弄票了。
谁理咱们呀！我把手里的三毛钱换成五毛钱，又换成了一块钱，最后举起来高声地嚷：“我买退票！我买退票！”还是白搭。
正当我陷入绝望中的时候，突然，一张红喷喷的脸晃到了我的眼前，咦，这不是中学时候的同学“小驹子”吗？
“你有票退？”我喜出望外地往他手里塞钱。
“小驹子”把我的手推开，咧开大嘴岔一乐，问我说：“你小子想看呀？怎么着，还在地毯厂当毯匠吗？”
我一个劲点头，只问他要票。
“要看电影还不容易，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小驹子”把我手一拉，领我来到一个细高个面前。他看上去比我们顶多大个三四岁，戴着副变色“蛤蟆镜”，那上头还保留着外国字的商标。只见他右手不住地往嘴里扔瓜子儿。嘿，他可真有本事——他能在嘴里完成嗑瓜子全过程，舌头尖不停地出瓜子壳儿来！
“你小子叫谭景风？咱们交个朋友，乐意吧？”他笑吟吟地说，“他们都管我叫‘大拇哥’。”
“他就是这个！”“小驹子”竖起大拇指，兴奋地对我说：“他什么‘内参片’的票都能弄来！”
果然，“大拇哥”把左拳一松，只见有五六张票夹在他的食指与中指之间。他抽出了一张递给了我：“你先进去吧，我们再等几个哥儿们。”
我高兴得闭住了气。我一边连说“谢谢”一边把钱递过去，让“小驹子”一巴掌险些打落到了地上：“去去去！散了场，你还在这儿等着我们就行！”
我入场了。十排三号，乖乖，多好的位子！而且，令我先是大吃一惊而后无比自豪的是，我瞧见了著名的大导演谢添，就是会表演“变脸”的那个鼎鼎大名的谢添……谢添的位子在哪儿呢？哟，二十三排边上，挨着通向厕所的太平门！
瞧，我能让谢添陪着我参考“内部电影”！电影稀里糊涂地就演完了，亮灯后，我见谢添直揉脖子，我是满脑瓜莫名其妙。我拿眼一扫，哟，“大拇哥”他们位子更好：七排当中！
不能不佩服“大拇哥”呀。跟他认识了没有两个月，我就从他那儿得到了不少方便，尝到了不少甜头。就拿过新年来说吧，澡塘子一大早前厅里就挤满了人，洗澡得排队等候，可“大拇哥”能带着我和“小驹子”穿过排队的人群，大摇大摆地在开业前走进门里去——原来澡塘子里的服务员“萝卜须子”也是他的朋友。“萝卜须子”让我们哥儿们几个在刚换得水的池塘里痛痛快快地洗了头轮澡，还不收我们的洗澡票。当我们斜倚到位置最好的卧榻上打扑克牌时，又有“大拇哥”在食品店里的朋友“阿臭”带来了一提包杂拌糖，我们每人分到一斤。我打开纸包一看，不禁目瞪口呆了：几乎全是三块四一斤的高级糖和裹着全银纸的巧克力。怎么一斤才收我们一块八毛钱呢？细一问，敢情是这么回事：“阿臭”他们店里的杂拌糖，是由他们售货员头一天按比例用两三种高价糖和四五种中等、低等价糖混合配成。“阿臭”利用工作的方便，先用两三种高价糖配成几斤，留给我们这伙哥儿们，其余的再加以混杂，用以第二天卖给顾客，这样最后回收的糖钱，并不会出现亏损。我们出了澡塘子又直奔菜市场，大棚里买鱼的队真称得上是“九曲回肠”。我们照例不用排队，“大拇哥”把我们领到菜市场侧门。运鱼的冷冻车来了，从车上扔下了冻成一方一方的大黄鱼。菜市场里管把冻鱼方子运进棚里的“二拐子”也是“大拇哥”的朋友。他二话没说，扔了一方给“大拇哥”。“大拇哥”给了他二十斤的钱，便把冻鱼方子夹到自行车的后座上，然后我们笑骂着骑车来到“小驹子”家。在他家把那冻鱼方子劈分了——其实足有三十斤。不过不要紧，“二拐子”他们收进了的款子也不会亏损。他们只要给二三十个排队买鱼的顾客每人少称上一两，也就把差额找补上了——大年过节的，买上鱼就是美事，有几个顾客真到“公平秤”那儿验分量去？我把糖和鱼拿回家去，只说是排队买的，妈妈爸爸姐姐哪想得到这里头有“猫腻”？还直夸我比以前勤谨，有耐心。
先头，我还当“大拇哥”是个干部子弟呢，后来从“小驹子”那儿问出来：不是。“大拇哥”的父母也就是一般的职员，“大拇哥”本身工作的厂子也平常，他无非是个普通工人。
我对“大拇哥”可算是服了。有回我们都随“大拇哥”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舞会，因为女伴不够，“大拇哥”就带着我跳慢四步，一边旋转着一边对我说：“美滋滋吧？跟我交朋友有香的吃。记着我的话吧：有朋友走遍天下！可得注意，别交那没用的朋友！”
轻柔的乐声飘荡在耳畔，变幻的彩色灯光使我目眩神驰。我觉得从“大拇哥”那里听到一条深刻的人生真理。
3
正当我斜倚在值班的床铺上，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舞曲，一边想念着“大拇哥”、“小驹子”他们的时候，忽然有人叫我。
隔窗一望，原来是同厂的片剪工韩玉朴。他跟我同岁，阔脑门，大眼睛，头发天然带鬈儿，长得挺帅。他这人人缘挺好，好说话。一见是他，我就蹦起来去开门，欢天喜地地说：“救星来了！你快帮我值这一天的班吧，明天你要我怎么报答都成！”
他哼着歌进了屋，眉开眼笑，用《送你一枝玫瑰花》的调子唱着说：“帮你值班，不用报答……”
我欢呼着抓住他胳膊，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赞美和感谢他。
谁想他把我的手推掉，又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调子唱着说：“今天我实在替不了你，替不了你呀……”
我后退一步，气得不行，把手一摔说：“你干吗跟我开心？那你干什么来了？”
他这才解释说：“今天我得跟长海研究个新的地毯纹样，要参考《文物》杂志。可我把去年《文物》杂志的合订本锁在那里头了……”说着一指屋里靠墙的小柜，便走过去用钥匙开锁。
他们片剪工序就在这库房的空当里进行，所以这儿也就算是他们那个班组的车间。他们每人都有一个装自己工具衣物的小柜，钥匙由自己掌握。
韩玉朴取出《文物》杂志合订本，锁好小柜，哼着歌就要出屋。我挽留他说：“你替不了我，陪我杀一盘象棋再走也行呀。传达室于老头那儿就有棋，我去取还不行？”
他笑着指指屋外说：“长海等着我呢，我们刚一块看完《泪痕》，这就要去他家研究新纹样……”
我朝门外一看，可不是，他那个好朋友侯长海立在门外等着他呢。侯长海个子又瘦又小，真是名副其实的猴儿！这还不说，他还架着一只拐，据说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捡回了命落下了残。侯长海见我看他，便对我微笑着点头，我只是冲他撇撇嘴。
没法了，我只好放走了韩玉朴，眼见着他和侯长海哼着《心中的玫瑰》，亲亲热热地走了。
我仰面朝铺上一倒，长叹了一声。同时心里涌出了这样的想法：真古怪，韩玉朴干吗要交侯长海这么个没用的朋友呢？
侯长海真是那种横着拧竖着绞也滴不出油水儿的角色。他爸是个扫街的清洁工人，他妈是个街道工厂的辅助工，他本人分到装订厂专管检查成品盖戳儿。我原先以为，大概因为韩玉朴是个书迷，所以他才找了这么个朋友，好从侯长海那儿弄点子并没有毛病的“处理书”。后来我在新华书店遇上他俩花钱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还听侯长海拍着书皮儿说：“这书是我们那儿装订的。”才知道他俩是一对呆鸟。
当然啦，我知道他俩是邻居，打小就认识。上小学的时候，侯长海的腿架拐也走不动，上学校时韩玉朴常背着他来来去去。可这么多年过去啦，大伙儿都进入了社会，以韩玉朴的条件，交上比“大拇哥”更神通广大的朋友也不难呀，可他业余时间里，总还是跟侯长海腻在一块儿，你说这不亏得慌嘛？
有一回，我跟“大拇哥”、“小驹子”他们从一家甲级餐馆出来，那一顿我们起码扫荡了十多样菜，可才花了五块钱——服务员“大锁眼”是“大拇哥”的朋友，“大拇哥”帮“大锁眼”弄到过流行曲的录音带，所以“大锁眼”采取一种从规章制度上解释得通的计价方法，便宜了我们这么一顿，还给我们提供了本来专供外宾使用的雅座。那天的五块钱是我付的，花五块钱就能让哥儿们打着饱嗝儿剔牙，喷着酒气儿逗贫嘴开心，也算是够值当的了！
正当我们嘻嘻哈哈地从餐馆出来要上车（不是公共汽车，是“大拇哥”的司机朋友开来的“小面包”）的时候，我一眼瞧见韩玉朴和侯长海。他们俩各背一个写生的画夹，兴致勃勃地边聊边走呢。我就横过去拦住他们说：“嘿！往哪儿溜达呢？”
韩玉朴扶住我的肩膀说：“瞧你醉的。我们要去看出土文物展览，打算临摹一点古代器物上的花纹。”
真是稀奇古怪的爱好！我扬起眉毛扮了个鬼脸，讽刺他们说：“你们这是‘古典式’的友谊，早该成文物啦！瞧我们，讲究现代派的味儿——用友情使自己生活得更快乐！”
韩玉朴微微一笑说：“酒肉之交古已有之，算不上现代派。我倒觉得我和长海的业余生活挺有现代化的味道。不过咱们都别忙作结论吧，祝你得到真正的快乐！”说完冲侯长海把头一摆，侯长海朝我腼腆地一笑，俩人便继续走他们的路了，倒弄得我有点下不来台。
“大拇哥”他们早已坐上了“小面包”，“小驹子”他们一迭声地催我快上车。上了车，“大拇哥”问我：“二位是谁呀？”
我说了名字。“大拇哥”又问他俩的具体情况。听完侯长海的情况，“大拇哥”把头一摆说：“没戏！”听完韩玉朴的情况，他倒挺感兴趣：“他爸是果品公司的头头？认识认识他倒不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
可是后来有一天中午在食堂吃饭，我跟韩玉朴说起“大拇哥”，建议他下班后跟我去看个“内参片”，顺便跟“大拇哥”见面聊聊，他却一点兴趣也没有，并且开口又是他那个侯长海：“我们俩约好了去图书馆，借《中国美术通史》看。”
他们俩不知被什么迷住了心窍，搞上了地毯纹样设计。我们这个地毯厂是个小厂，自己没有设计师，织毯子就用大厂子设计室提供的现成纹样。那些个纹样反正也能销出去，出不出新纹样并不影响我们厂完成任务。可是韩玉朴把他和侯长海设计出来的“螭龟卷草纹”地毯图样拿出来以后，厂领导挺重视，织毯车间的老师傅们也愿意试织。结果，织出来的样毯在同行业各厂中引起了震动，负责地毯出口的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还把样毯拿去给外国商人看了，外国商人也是大惊小怪，一下订了上百张的货。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韩玉朴只得了三十块钱的奖金，侯长海只得了封我们厂写给他们厂的感谢信，如此而已！他们俩用韩玉朴那点奖金，坐首都汽车公司的旅游专车去清东陵玩了一趟，回来后侯长海说得好像多了不起似的。其实要跟我和“大拇哥”他们得到的快乐、见到的场面、收取的实惠比起来，可真是小菜一碟了！
可他俩研究地毯纹样的兴趣还不见衰减。瞧，这不接茬又研究上了，大过年的也不消停消停。
一阵清脆的爆竹声打断了我的思路，使我痛切地感觉到厂墙外就有活跃热烈的节日生活，我多么想投入进去，同“大拇哥”他们狂欢一番啊！可是看看表，停走了吧——怎么才八点二十？把表贴到耳朵上，坏小子，它就是那么慢慢悠悠地“滴答”着。
4
我翻了一气《大众电影》，也还是提不起兴致。难熬呀！
可是，到八点五十左右，奇迹出现了——你猜怎么回事儿？“大拇哥”找我来了！
他进了屋，先用舌头尖顶出一些个瓜子壳儿，然后便打个榧子，哈哈地笑着说：“你们传达室那老头儿真逗呢，盘问我个没完，我总算把他给唬住了——我说我是你舅舅，中国评剧院乐队的，赶明儿能送他《三看御妹》的票，他才把我放进来……”
我高兴之余，也不免有点惊讶——“大拇哥”背着老大一个大提琴盒！他这是打哪来，背这玩意干吗啊？
“大拇哥”把大提琴盒搁到一叠卷好的地毯上，端详着库房四面，一边用他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