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厂里，只有两个姑娘住单身宿舍，一个是我，一个是“鲁智深。”
什么？“鲁智深”？！别大惊小怪的，我已经说了，这个“鲁智深”是个姑娘。她名字叫卢枕云，比我大四岁，已经二十八了。她姓卢而并不姓鲁，却得了个“鲁智深”的外号，这是为什么呀？一开头，大伙这么叫她，不过是因为她长得丰满壮实，粗眉大眼，而且嗓门大、心眼宽，爱在是非混乱的情况下站出来讲公道话，后来，发生了那档子轰动全厂的“醉打山门”事件以后，她这“鲁智深”的外号就叫得更响了。
怎么个“醉打山门”？这就先得把我俩住的那间宿舍说说。
我俩住的那间宿舍，在厂办公楼的二楼尽东头。这是特殊照顾。因为厂里只有我们两个姑娘住宿，厂领导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没让我们到宿舍楼去住，他们以为办公楼日夜都有人值班，保险。其实也不见得。
我们宿舍里，有一张上下铺的床，还有一张单独的床。因为原来是三个人在一块住。后来跟我们同屋的蓉蓉“出阁”搬走了，才剩下我们两个。三个人住的时候，“鲁智深”单睡，我睡上下铺的上铺。搬走了一个人以后，“鲁智深”就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
“嘿，小玲子，咱俩换着睡！”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就说：“你别动，我搬到下铺睡不就结啦！”
她甩着嗓门笑了：“我早憋着篡你那个位啦！”
我说：“睡上铺有什么好？爬上爬下的，烦死了！”她已经在动手卷铺盖：“烦得死你，烦不死我！快，咱们来个各得其所！”
我说：“行啦，要不，我搬下铺，你到上铺，你那张床还给总务科，这屋子还宽裕点儿！”
她冲我一扬下巴颏：“去你的！我翻个身咔啦咔啦响半天，你乐意在下头听打雷呀？少废话，换！”
我就跟她换了。
换了两天，我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睡上铺。她有嗜好，就是看书。她这人最爱斜躺着看书，我多次提醒她：打上小学老师就告诫我们，不要躺着看书，这样毁眼睛。可她总是满不在乎地说：“我从来就是这么个姿势，哪回查视力也没下过15，没事儿！”不过，睡上铺，离灯近，晚上看书确实比睡在她原来的地方强多了。她还做了个样式挺特别的纸壳灯罩，我一宣布睡觉，她便伸手把那纸壳灯罩安上，于是灯光只射向她那上铺的前半截，对我没妨碍，这样就省得我俩互相迁就。你看，她性子挺鲁，心眼倒细。
她看书有几个让人纳闷的特点，这里也顺便说说。一是她爱看书却几乎从不买书，她的书都是打各处借来的。二是她看书几乎从不记笔记，但聊起来却能引经据典，不但记忆力惊人，而且经常有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见解。三是她看书很杂，却从不随潮流赶时髦。比如有一阵厂里提倡读政治理论书籍，她却偏大厚本大厚本地读什么《子夜》、《约翰·克利斯朵夫》；如今厂里的青年人盛行读外国小说了，她却又常捧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津津有味地躺在那儿读，有一天我就看见她正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边读竟然还一边呵呵地笑出声来。能这么读马列吗？真怪！
呀，说走题了。还是说“醉打山门”。那是今年夏天的事儿。那天热得不行。我俩都是中班，下了中班洗完澡回到宿舍，还是浑身冒汗，心里冒火。我俩把门反扣上，爽性就穿个马甲、裤衩，在屋里活动。没过多会儿，她就爬到上铺，看起书来了，我记得她看的是本《外国企业管理资料集》。我呢，坐在我俩合用的书桌前，一条一条地列计划。什么计划？得交代一下我的身份？我是厂团委的宣传委员，我列的是第三季度的工作计划。正列到第三条，她招呼我了：
“小玲子呀，劳驾，给我把茶沏上吧！”
她无论多热的天，都要喝滚烫的热茶。
我给她沏好了茶，递给她，她大大咧咧地对我笑笑，接过茶，把茶杯搁到她特制的固定在床架上的一个铁圈里，她那茶杯原是个果酱瓶，肚粗底小，搁到铁圈里恰好被箍住掉不下来。她就看一会儿书，欠起身来喝一口热茶。
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我列完了计划，觉着燥热难耐，便拿脸盆到外间打来一盆凉水，别好门，脱下马甲，擦洗起来。
正擦洗着，忽然，只听见她一声怒骂：“臭流氓！”同时便是泼水声和一个男人的“哎哟”声，紧跟着是从椅子上摔倒的声音和逃跑的声音。我惊讶地抬起头，只见她坐在床上，摇着头发，纵声大笑起来……
有关的情况就不多说了。第二天，那个蹬着椅子从我们宿舍门上的气窗朝里偷看的家伙，被保卫科给叫去了，他半边脸上全是热茶烫出的燎泡，真叫活该！
这就是“醉打山门”事件。“鲁智深”的外号叫得更响了。这倒让我觉着心里过意不去。团员们来宿舍慰问我和赞扬她时，我劝他们说：“别‘鲁智深’‘鲁智深’地乱叫，多扎耳朵！”
可她并不怎么在乎：“没什么！鲁智深是正面人物！不过，我可是超龄团员了，你们都比我小，赶明儿都管我叫‘鲁姐’吧！”
大家都赞成，顿时就“鲁姐！”“鲁姐！”嚷成了一片。
她仰脖呵呵大笑，挺得意的。
我们俩就这么住了小一年，没闹过什么别扭，可也算不上很知心。我不大理解她。有一回问她：“鲁姐，你怎么不申请入党哪？”她似乎想也没想，就嘎嘣脆地回答我说：“再等等。”我好言相劝：“你都二十八了，下够不着团，上够不着党，不怕人家说你落后吗？”她还是嘎嘣地回答我说：“不怕。我才不落后呢。我等着十二大召开，看党章修改得怎么样。”嗬，她竟敢这么讲话！我再不跟她提这事儿了。她真够落后的，可她这落后跟一般人的落后也不一样。我真是常常闹不清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上星期，我们车间头年退休的谭师傅病危住院了。他得的是因肺气肿而引起的肺心病，呼吸困难，幻视幻听。医院大夫跟家属和厂子方面明说：难以治愈，只能采取保守疗法，控制住发展。
当然啦，厂办公室、工会、我们车间，都派人去医院看望了他。我是代表车间去的。谭师傅瘦掉了半个人儿，脸上的每一处骨棱子都露了出来，眼睛像是掉进了坑里的两个螺丝帽；他不能平躺，只能斜倚着，嘿罗嘿罗喘得好痛苦；鼻孔里插着墙式氧气吸入器的管子，可嘴唇还是因为缺氧而变得发蓝；他一阵清醒一阵糊涂，清醒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地念叨老八百辈子的事儿，还仿佛胃口特别好似的，又想吃这个又想吃那个，糊涂起来可就认不准人。
谭师傅老伴早去世了，他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外地，身边就那么个儿子。早就听说儿子儿媳待他不太好，可是我在医院看到的情况，大面上也还过得去，儿子儿媳给他买去了一斤苹果，也说了些个安慰的话。
反正有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保着，谭师傅的事儿，很快地大家也就都撂到一边了。
可是，前天下了早班，我回到宿舍，写了两个钟头的壁报稿子，也不见鲁姐回来。约莫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她重手重脚地进了屋，到屋便大声粗气地抱怨说：“累死我了！骑车跑了半个城，愣没买着蜜供！”
我莫名其妙地问：“什么？什么东西值当你跑半个城去买？”
她大模大样地往我的床上一躺，抄起我枕边的《中国青年》杂志就当扇子扇，解释说：“蜜供！蜜供都不懂，就是一种点心，长条的，金黄的，硬梆脆的，外壳包着糖浆的……”
“点心？”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鲁姐是从来不吃零食的，她怎么会冒着“秋老虎”的炎威，骑车跑遍半个北京城，去买那么一种说到底也并不怎么神奇的点心呢？
“你买蜜供，给谁吃啊？”我问她。
她还那么躺着，顺势把两只鞋都甩到了床下，一边央告我：“好小玲子，劳大驾了，给我沏杯热茶吧！”一边拍着胸口，平息自己的喘息。
我就给她沏茶。她这才进一步解释说：“买给谭师傅吃啊。我又去看了他，他今儿个情况出奇地好，喘得不那么凶了，脸上又有了血色。他跟我念叨，想吃蜜供，想吃得不行。他解放后翻了身，头一回领上工资，就买了一斤蜜供吃。他说那滋味美得不行。现在他什么都不想，就想吃蜜供。他说：鲁丫头呀，我就指望着你啦。我跟儿子、媳妇说，他们不理我这个碴儿。我跟厂里来看我的头头脑脑、车间代表说，他们光是劝我：好好养病吧，听大夫的话，医院的伙食不错，蜜供那玩意儿硬邦邦的，吃了怕没好处……反正也是不理我的碴儿。哎呀，我活不了几天啦。今儿个好点儿，这叫作‘回光返照’，你当我心里不明白吗？我就这么点要求：吃一斤蜜供！你们怎么就不能应许我这么个心愿呀？……”
我把热茶放到床头柜上，笑着说：“嗨！这老爷子也是，吃一斤蜜供，这算哪门子心愿？你也真会凑热闹，就那么认真……”
鲁姐“霍”地坐了起来，气鼓鼓地看着我，把我沏好的茶一推说：“你少废话！还是什么宣传委员呢！你们成天喊的是什么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可事到临头，你怎么不做呀？”
“嗨，那是指对‘四化’做贡献，”我耸耸肩膀说，“你干
吗扯到买蜜供上……”
“你呀！”鲁姐冲我斜斜眼，再不跟我争论了。
我也就回到桌前，继续写我的壁报搞。
可是，不一会我耳畔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扭头一看，鲁姐把煤油炉搬到了窗前，擦着，并且又从床底下拉出了煤油瓶，搁到了窗台上。我不由问：“你这是——？”
她把头发一甩，望定我说：“有一个人，他把一辈子的血汗都浇到了咱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他就要死了，他想吃一斤蜜供，咱们活着的人，有什么权利不理睬他的要求？！咱们要‘四化’，要，说到头，为的是个什么呀？”说到这时，她眼里汪着泪水。
我实在不理解，蜜供和有什么关系？我正纳闷呢，鲁姐已经一阵风地出去了。
我把壁报搞写完时，鲁姐提着草兜回来了，她瞟了我一眼，便粗声粗气地说：“你瞧着办吧。要是懒得管，就请你先出去活动活动！要愿意跟我一块做蜜供，你就给我打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