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长椅不属于我。因为我还没有“她”。
我倚在湖栏上，眯起眼，望着湖边闪烁的波光。那波光好似显而又逝、逝而又显的精灵，我下意识地要把它们数清：“一、二、三、四……”然而它们不断地交换着位置，衍化着，我数不清，一辈子数不清，那些在我心中涌动着的朦胧的意念。同这神秘的波光一样，也是永远数不清的。
忽然，在闪动的波光映衬下，出现了一只小船。它进入我视野的同时，也就闯进了我的心房。至今，我闭上眼，仍能栩栩如生地恢复出那傍晚的画面。不，不仅是画面，而且有声，那的浪拍船帮的声音，那确确实实是犹如银铃般的笑声……
划船的是个绝妙的姑娘。她两只细白的小手娇柔地握住桨柄，两条并着伸得直直的腿裹在深褐色的喇叭裤里，仰着明眸皓齿的小脸，爽朗地望着我，笑着。
我对她报之以微笑。对任何一种美丽、幽雅的事物，难道不应当都这样对待么？
“是你的吧？”她用下巴颏指着。在湖栏内侧的水泥岸沿上，失落着一本打开的书。
啊，那书是什么时候从我手里掉下去的？我弯下腰，要拾取那本书，而她却已经从船上站起身来，把书拿到手了。船因此大幅度地颠簸着。她快活地尖叫起来，这时一只船桨落到了水中，并且立即漂走了。她仰起头，娇嗔地对我嚷着：“都是你都是你……书我没收了！”
我翻过栏杆，望着漂走的船桨，正犹豫着，只听她命令说：“快帮帮我呀！”于是，我跳进了船中，小船仿佛就要散成碎片了。一阵猛烈的颠簸，她的两只小手不由得握住了我的左右胳膊，这时我才发现她把一头油黑的秀发扎成了一条“马尾巴”，那“马尾巴”随着小船的颠簸甩动着。
当我们终于在船上坐稳当、并且我设法将那漂走的桨弄回来以后，我们才平息了各自的喘息。我坐在划桨的位置上，她坐在船尾，抱着膝盖，夕阳在她的身后，给她俊俏的身姿勾了一道暗红的边，她头上飘逸出的发丝，全成了近乎透明的蜂蜜色，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上身那件柠檬黄的膨体纱毛衣，与周围景色是那么协调。
我那本书放在我俩之间的横隔木上，任晚风吹动着书页。那是一本乔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对它我是百读不厌。
“你是中文系的还是西语系的？”她问我。
“你怎么见得我是大学生？”我缓缓地拨动着船桨，把船儿划进垂到湖面的一笼柳枝中。
“这书上盖着你们学校图书馆的戳儿呀！”她得意地微笑着。她眼睛真尖，在刚才的混乱之中，她竟能看清书上的印章。
“这是我跟别人借的。”我告诉她，“我是个待业青年。”
“得了吧。”她那鲜红小巧的两片嘴唇生动地开合着，“谁也甭想蒙我，我会相面。”
她真行。我只好“从实招来”：“我是物理系的。你以为学物理的就不爱看小说吗？”
“我不那么认为。”她笑得多甜，多美，她的神情多么舒展迷人。“你才会瞎以为呢！你准以为我们学舞蹈的根本不知道谁是爱因斯坦。可是我就翻过他的《狭义相对论》，e=c2，对吗？”
原来她是学舞蹈的。是呀，她怎么会是学别的呢？看，她那修长的双腿，她那袅娜的腰肢，她那富于表情而毫不显得做作的面容，她那纤纤素指和秀美灵活的脖颈，显然都是为奥杰塔，为吉赛尔，为葛蓓利亚……而存在的。我望着她，她在夕阳中融化了，随后她的身影飘飞在湖面上，浑身闪着乳白和柠檬黄之间的那么一种颜色。她头上别着闪着珠光的花环，身上是《天鹅湖》中的天鹅裙。她不时跃起，在空中变化着优美的造型，又不时落下，用足尖点着湖水，逗起梦一般神秘的涟漪……
“你想什么呢？”她的声音惊破了我的幻觉，我的视网膜上重新出现了她，她那毛线衣的高圈领里织有金线，使人联想到莲花瓣上的纹路，她真美。她评论我说：“你这人真爱冥思默想！”
冥思默想！我笑了。我喜欢她用这样的词汇形容我。
当交船上岸，并排坐到浓荫下的长椅上时，我已经成了她的哥哥。而她，成了我可爱的妹妹。
“我一个人在北京上学，连个亲戚也没有。”她望着自己那伸出去的、两只互相逗弄着的脚尖，真情地说，“在练习厅里练功，从大镜子里看见我自己的影子，我就对自己说：那是我的姐姐，练习完了，她就会从镜子里走出来，跟我一块儿玩，给我温暖……可是她总也走不出来。现在多好呀，有了你……哥哥！”说到这儿，她扬起脸来，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望定了我，又是恳求又是命令地说：“你可别欺侮我啊！”
“我会保护你的。”我说，“以后你放假，就到我家里来。我家住在三门大街。新分的一个单元。我爸爸的骨灰盒去年移到了八宝山，你明白了吧？我妈妈现在搞外事工作，她人很温和，她会喜欢你的。我姑妈也在上海。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梵王渡路，侬晓得哦？”她操着上海音告诉我，随即又恢复普通话，补充说：“解放后改名字了，叫万航渡路。上海翻译外国电影的影片厂就在我家那条街上。来北京以前，我常去那儿看外国电影。”
“真的吗？”
“不信你问我大姨好啦！”
“你大姨？”
“对。她叫李梓，你听说过吗？”
“当然，她给好多电影配过音。她的声音真好听！”
“是吗？可是你哪知道，她跟我妈妈吵嘴的时候，那个声音才叫难听呢！”
“吵嘴，为什么吵嘴呢？”
“还不是为了我。妈妈要给我买钢琴，她反对。”
“为什么反对呢？”
“她说我朝舞蹈方面发展，有录音机就够了。她总嫌我妈妈大手大脚，乱花钱。”
“你妈妈……她也是搞艺术的吗？”
“你这个人，查户口吗？”她笑吟吟地望着我，一点也不生气，“反正我得暂时保密。”
我们久久地在公园里漫步。有一只蝴蝶，长得并不好看，麻灰色的翅膀上有几个杏黄的圆斑，它不知怎地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伸手去抓，没有抓住。但那蝴蝶也真是怪，它总不远走高飞，而是挑逗般地在前方飞动着，有时定在空中扑腾翅膀，有时甚至飞转来又升上去，于是她便活泼地追捕着这只狡狯的蝴蝶，一会儿蹑手蹑脚，一会儿优美地弹跳起来，啊，那真是一套完整的舞步。但是转过一座假山，蝴蝶终于没有了踪影。她微微喘息着，用纤纤素指理着鬓边汗湿的头发，扬起柳叶般的双眉，苦笑着说：“瞧，又扑空了！”
不知为什么，她这苦笑竟使我格外动心。
夕阳收敛了余晖，整个公园顿时变得黝暗起来。我这才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
“呀，得去上晚自习了。”我对她说，“我还从没迟到过呢。你们也有晚自习吗？”
“当然。”她满不在乎地说：“我可是经常迟到。晚自习用来复习文化课。其实我们将来主要靠练功房里的成绩吃饭。文化课能及格就行了。”
“对于一个舞蹈演员来说，文化修养也很重要啊。比如乌兰诺娃……”我随口说着。
“哥哥，你训我了！”她截断我的话说，“你跟欧阳竹一样，净爱训人！”
“谁是欧阳竹？”
“就是跟我一块从上海来的……去年舞校从上海考区一共只招了我们两个人。她跟我可不一样，她老是那么正经八百的样儿……”
“我也是正经八百的样儿吗？”
“有点。”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公园门口。
我这才想起来问她：“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乔莎。你能猜出这两个字吗？”
“《乔老爷上轿》的‘乔’……”
“干吗那么俗？‘乔治·桑’的‘乔’！”
“‘莎士比亚’的‘莎’，对吗？”
“对。哥哥，你呢？”
“我叫宗晓钟。你当然猜不出是哪三个字，干脆我告诉给你：‘祖宗’的‘宗’，对不起，这姓很俗；东方欲晓的‘晓’，‘闹钟’的‘钟’……”
“晓钟哥哥！我真高兴，认识了你！”
“我也一样。可是……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把你家的地址给我吧，我会去找你的。”
“你下星期日就来吧。早点来。一早就来。你当然爱听音乐，我有好多录音带，我自己还做了音箱，听起来特别过瘾……”我把地址写给了她，“你不会不来的，是不？”
“我肯定去。”
出了公园，我送她上了公共汽车，望着渐远的车身，我心中有了一种充实感。
我没有去上晚自习。我又买票回到了我们坐过的那条长椅附近。长椅上坐着一对比我年龄要大得多的恋人。
我觉得那长椅应属于我。因为我已经有了“她”。
2
那天一早就下小雨。还有风，风把雨丝扯断，把雨点摔到我们六层楼的玻璃窗上。我想乔莎不一定会来了。可她要不来，我就定不下心看书。看不下《量子力学》，也看不下《安吉堡的磨工》。她来了，我就能定下心看书吗？想到这个问题，我望着玻璃窗上自己淡淡的面影，微笑了。
我走拢窗前，甚而打开窗子，朝下望。一阵风灌进来，把我桌上的书吹得噗噗响，把零星的雨点甩到我的脸上。楼下人行道上浮游着彩色的斑点，那是打伞或穿雨衣的人，间或也有拐进楼门的，但我无从判断他们里头有没有乔莎。我想乔莎一定是打伞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应当打一把淡绿色的折叠伞。为什么这样的伞一直不来呢？
一直到这样的念头占了上风，我才关上窗子，回到桌边，想：下午天会晴的，她自然是天晴了才会来。看不下书，我就演算习题。习题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使你变得冷静，从抽象走向抽象，你就忘记了声音、色彩和感情。
敲门的声音使我惊跳起来，我几乎是冲过去把门打开了。果然是乔莎！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把她让进屋里的。直到她坐到沙发上，手中捧定我递给她的一杯杏仁麦乳精时，我才注意到她服饰上的变化，她穿着一身暗金色的灯芯绒衣裤，敞开的西装领里，露出墨黑的开司米毛衣，这回的毛衣是无领的，把她的面庞和脖颈衬托得格外雪白。她带来的伞撑开晾在门厅里，那不是折叠的，也不是淡绿的，而是一把小巧的橘红色的南式纸伞。我开始觉得淡绿色是不相宜的，在这雨天，唯有暖色才能给人带来乐趣。
“你怎么才来？”我对她说，“我妈妈一直等到九点。她九点半要参加会见日本的一个什么代表团，中午的宴会还要作陪，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她说愿意见见你。”
“我也愿意见妈妈。哥哥，家里别的人，我都乐意见。”
“别的人没有了。我爸爸要活着多好！我姐姐比我早一年考上大学，她考到西安去了，放暑假才回来。我们家就这么简单。”
乔莎小口小口喝着杏仁麦乳精，转动着眼珠，打量着我的屋子。我把录音机接上音箱，放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给她听。
我们俩真像一对亲兄妹，真的！我骑在椅子上，把胳膊叠放在椅背，就那么望着她，径直望着她那双大而黑、清而亮的眼睛，跟她自自然然地聊了起来，从音乐聊到文学，从乔治·桑聊到海明威，从最近的文学期刊聊到旅游杂志，从我们听到的难以证实的国外见闻聊到确实见过的难以接受的现实阴暗面……
说到兴浓处，我滔滔不绝地议论着：“我们是幸运的。在祖国的这片大地上，我们算生活在上层的。我们有知识，有教养，并且，我们的前途有保障……”
“上层？”乔莎仿佛是瞪了我一眼，然后迅速地垂下了眼帘，久久地没有抬起。
“啊，你别生气。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自以为了不起，高人一等，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同代人，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好，精神生活也好，都还是那么样的欠缺……我们应当为他们做点什么，即便现在还做不成，今后能做的时候一定要做！”乔莎猛地抬起了眼睛，啊，她在怎样地望着我啊，那双眼睛仿佛是晴阳下的泉眼，涌荡着金色的波环。她感动地说：“晓钟哥哥，你的心真好、真好！”
我们不能总是坐着谈话。我请她参观我的藏书，我有两个新的玻璃书橱，橱里巧妙地排列着我心爱的文学书和专业书，并配置着一些雅致的工艺品：一座贝多芬的石膏像、一只造型奇特的白瓷天鹅、两个泥塑的傣族少女、一只妈妈从罗马尼亚带回来的玻璃猫、一盒京剧脸谱……她仔细地欣赏着这一切，最后，她对两三本文学书爱不释手，娇羞地问我：“哥哥，借给我看看好吗？”
“妹妹看哥哥的书，还用得着说借吗？”
她把那三本书捧在胸前，甜甜地笑了。
然后她顺便翻检我的录音带，仔细地看我夹在盒盖里的小纸片，那些纸片上开列着曲目。
我为其中仅有的两盒俗气的流行曲磁带害臊了。人家古典芭蕾舞专业的学员，享受的是什么样的音乐教育啊！
“没有你需要的吧？也许，这盒小泽征尔指挥的贝多芬‘第五’……”
“我拿去听听吧。录的质量好吗？我那台9930低音感很强。”
“就是李梓阿姨也不反对你妈妈给你买的那台吗？”
“当然。”
“你应当让李梓阿姨给你录一段外国电影里的台词……”
“那当然。不过，她老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年轻的来干呢？”
“你也想进入电影界吗？”
“想？我已经进入了！”
“已经进入了？！”
“当然。我本来想马上告诉你，因为还没有正式开机器。你知道北影正在筹拍《孔雀公主》吗？”
“《孔雀公主》？知道知道！”
“你知道谁演公主、谁演王子吗？”
“嗯……”
“李秀明演公主。唐国强演王子。”
“你呢？”
“当然是配角。名字暂时对你保密。上个月导演来我们班上挑演员，看上了我和欧阳竹，我们去试了镜头。大前天来通知了，不要欧阳竹，要我……”
“当然应该要你。”
“为什么？你又没见过欧阳竹。”
“她太古板。”
“对了。人家不要古板的。前天我正式到了摄制组。十来天以后就开机器，先拍摄影棚里的戏，然后出外景……”
“嗬，我妹妹上银幕了，真了不起！”
“是了不起吗？”
“当然。”
“哥哥，你说我能演好吗？”
“怎么不能？你准能演好！”
她把书和录音带都搁到了一个小巧的淡褐色的手提包里。然后，坚决地告辞。
“外头还在下雨。你在我这儿吃面吧。我会做怪味面。”
“不。我还有事。我要去副导演家里。”
“你什么时候再来？”
“下星期日。”
“如果你不来呢？”
“如果我不能来，我就事先给你写信。”
“如果你不来，我就去找你。”
“别。我们是不准交男朋友的。学校里准会议论纷纷，说不定欧阳竹就要召集团支部会，训我。要是班主任知道，那就更不得了。”
“天哪！这种日子你还要熬多久？”
“三年。一千天。”
“对了，你去拍电影，学校就管不着你了。我去北影找你。”
“学校跟北影讲好了，没我的戏，我还回学校。我们的练功是一天也不能停的。所以，很难说我什么时候在学校，什么时候在电影厂。”
“你会累坏的。”
“不。”乔莎脸上又出现了一个迷人的苦笑，我只怕闲坏了，不怕累坏了。我忆起了上回在公园里，她没逮着蝴蝶时的那个苦笑。两个苦笑在我脑海里重叠到一起，变得酒一般令人陶醉。
她走了。我等着下个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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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3
听到敲门声，我就冲过去，“嗖”一下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个老太婆。我气冲冲地认出她是住在同一层上的邻居，仿佛还是个什么治保委员。
“这是你的信吧？”
我接了过来。说了声“谢谢”，便“砰”地撞上门，站在门背后，迫不及待地拆开了那封“寄自舞蹈学校”的信。
信是这样写的：
晓钟哥哥：
我星期日不能去找你了，因为我接到了妈妈的一封来信，妈妈不许我随便跟不认识的人来往。我想，至少得等到妈妈的下封信来了以后，我才能够再去找你。当然，我已经给妈妈寄去了一封长信，告诉她你是多么有修养、多么正派、多么好的一个哥哥。我想，她再来信时，一定会同意我跟你继续来往的。
祝你
快活！
妹妹乔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