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我表妹是医院的护士。有天她来找我，交给我一卷写满了字的纸。她说：“是从一个因肝癌而死的患者的病床褥子下发现的。我看了一遍，决定拿来交给你。你设法给他发表吧——这正是死者本人的意思。”我无比惊讶。展读以后，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现将原稿加以整理，公布出来，仅供读者参考。凡其观点古怪、行文有意含混之处，一任其存，未能稍加妄改，特此说明。题目系我所加；下面请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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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吗？不见得。但是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准确地理解我。就是我，以往又何尝十分清醒地理解了自己呢？实在是自我知道癌细胞已经扩散以后，这才遍体清凉起来，开始一点一滴地把自己认识清楚。
昨晚良久未寐，吞服五粒后，方昏昏入睡。结果做了一梦。这梦实在太不像梦了，因为丝毫也不迷离扑朔，而真实到可怕的地步。我梦见正开我的追悼会，前面挂着张马马虎虎匆忙放大的照片，显影时间不够，因此远远望去只是一团灰色。赵醒在那里念悼词，虽然低着个头，把谢得光可鉴人的秃顶展示给会场的人们，但他的声调既不悲切，眼眶里也绝无潮湿感；到会的教职工虽然不算太少，但绝大多数纯粹是无动于衷，有几个更在那里搓鞋底、抠指甲，简直是有点幸灾乐祸。只有我的老婆在前面垂泪而立，那泪水当然绝非用浸过生姜汁或辣椒水的手帕揉出，但我深知其心，她不过是以为不流出一点眼泪，便会招来人们的非议而已。牵住她衣角的八岁的曼琴也在哭，我怎么称呼她好呢？女儿？其实她上小学后也就渐渐懂得，我们并非她的亲生爹娘，而是从小把她抱养过来的；现在她哭，是因为她感到害怕。这就是我的追悼会。几乎没有一个人爱我，没有一个人为世界上少了我这样一个人而惋惜。
我为什么招人们讨厌？人们对我的种种非议，就我直接听到、间接打探到的而言，无非是说我“左得出奇”、“善于钻营”、“专门整人”云云。其实这都是皮毛之见。“解铃还是系铃人”，我就要死了，我不想把自己的秘密带到棺材——不，带到火葬场去，我想坦率地把灵魂最深处的那个抽屉拉开，公之于众。说到底，我之所以整人，主要是由于……且看下列事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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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开会前，放了一张唱片：“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冲开波浪……”唱片放的次数太多了，沙沙的噪音经过扩大器扩大，格外刺耳。我坐在会场后面，抱着双臂，懒懒地望着前方的讲台。嗬，还给准备了盖碗茶，排场！唱片没放完便截止了，跟着是一片鼓掌声，陈茂生态度自若地坐到了讲台那里。他仅仅讲了三分钟，我就恨他恨得牙痒。
陈茂生是和我同一年分到中学里教政治课的。我们两人在学校里住同一间宿舍。在外人看来，或者从陈茂生那边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和朋友，但是我的灵魂深处在呼喊：不！不能让陈茂生超过我去！
陈茂生不是一般地超过了我，而是极其明显地超过了我。别的例子我一概不举，仅举那天的报告会一例。学校里决定举办一次辅导阅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活动，竟选中了他当报告人。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也在听报告之列，当然我只好坐在后面陪听。
我希望陈茂生上台后怯场，先咳嗽两声；我盼望学生中有人出怪声，引起个哄堂大笑。然而都没有。陈茂生头几句话就十分简洁、生动、抓人。会场上鸦雀无声。陈茂生讲到兴味浓处，会妩媚地一笑，我注意到班上的女学生们望着他，眼睛都直了。讲到后头，他竟挑逗得同学们一个个眼泪汪汪的，自己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戏子！戏子！我在心里骂着。我注意到，他新理了发，煞白的衬衣，领子似乎熨过。平整、挺直；他妈的他的双眼皮为什么那么明显？他的那一口牙齿为什么那么整齐？
坐在我身前的一个男生扭回头，小声跟我请假——他要上厕所；我希望会场上出点纰漏，我故意不允许他去：“听陈老师讲！”他的屁股在椅上扭呀扭呀，终于憋不住了，放大声音请求说：“王老师，您让我去吧！”我看倘若不许真要尿裤子了，这才板着脸点了点头，他拔腿便跑，“乒！”绊倒了椅子，全场一惊，同学们纷纷回头看，我打心底往上翻涌着快意，但是却站起来，严厉地打着手势：“注意听！注意听！”该死的陈茂生，他竟用两三句诗，一下子又把会场控制住了……
回到宿舍，陈茂生容光焕发地问我：“今天我讲得怎么样？你们班上的同学有什么反应？”我就知道他憋不住得这么问我，我早给他准备好了回答：“讲得呱呱叫。不过我们班上的女同学散会后既没议论卓娅，也没议论舒拉，尽议论你的翩翩风度了……哈，有的还歪着脑袋学你那独特的笑容！”说着我就给他学了一个，夸张得带有辣椒面的味道。陈茂生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他总算保持住了笑脸：“是吗？真没想到！”哼，你没想到的事还多哩！
不知怎么他在本校报告成功的消息传到了校外，附近的学校一个接一个地请他去讲，最后连附近工厂和商店也把他请去给共青团员们讲卓娅和舒拉。我对此决定报之以超级轻蔑。常常是我已经洗好脚，正打算睡觉了，他才兴冲冲地回来，先顾不得洗涮，满脸通红地告诉我：“没想到四五年级的小学生也能理解卓娅的读书笔记……”或者是“妇女商店的团支部决定搞一个关于卓娅的专题朗诵会……”我呢，拉长个黄瓜脸给他看，最后连“哼”“哈”两声都懒得奉送。
但是后来生活里起了波澜。听说大学里搞鸣放，学生们设了自由论坛，挺有意思，陈茂生建议我俩星期日一定回母校看看。我的好奇心丝毫不比他弱，星期日我们一齐去了。大食堂门前的自由论坛最吸引人。记得那天主要是争论该不该使用苏联教材的问题。几个大学生满面油汗地相继登坛演讲，大意是苏联教材未必高明，我们何不采用英美教材云云。他们发言时激动得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溅。陈茂生听得十分认真，其实我也何尝不入神？眼前的场面和听到的意见都是无比新鲜的，真比那种公式化概念化的电影有趣。陈茂生先是愤愤地对我说：“苏联的教材有的也不能否定啊！当然，博采众国之长也是应当的。”我点头同意：“就是嘛！”也不知怎么一来，陈茂生就登到坛上去了——其实那“坛”不过是一把普通的椅子——他以潇洒的风度，珠圆玉润的嗓音、严谨的逻辑发挥了一通自己的论点，下头又有掌声、又有嘘声、又有插话声，好出风头，我心里一阵阵醋意，几乎就要跟着蹦上去，同他比个高低了——而这时候开始钟响，论坛暂告休息，我们也就回来了。
没想到不久便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斗争开始了，运动在我们学校开展了十多天，陈茂生若无其事，我也心安理得，但是，当我有一天发现他那关于卓娅和舒拉的演讲稿，被一个什么单位打印出来，当作学习材料时，我心中的妒火实在按捺不住了，我跑到党支部，不说揭发，只说“反映一点情况”：“自由论坛既是右派向党进攻的工具，陈茂生跳上去发言，客观上是不是起着帮助右派进攻的作用？”
这以后，我亲眼目睹了陈茂生这朵鲜花的凋零。他那演讲稿先是被收回，后来竟也成了一种“右派言论材料”；他两个月里仿佛老了十岁，每天晚上咬牙写检查，躺下后久久地失眠，早晨醒来枕上总落下许多的头发……仍是那个会场，仍让他坐到前面，但不是请他作报告，而是勒令他检查交代。望着他倒霉的眉眼、佝偻的身姿，我心里说不出的痛快！活该！该！谁让你比我强？
奇怪的是陈茂生始终没有来求我给他作证——证明他并未发表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虽然他仍然同我住一间宿舍。我看出来，他是认定我出卖了他，并且盼他早日毁灭，所以他在我面前变成了一条鱼，一条可怜的、没有眼睑的、干瞪眼的鱼。
陈茂生终于被清除出了教师队伍。他捆铺盖卷滚蛋的时候我不在宿舍。当我回到宿舍中时，他的床铺已经只剩下光板；我在他的床脚下发现了一只暗褐色的空药瓶。我一脚把那药瓶踢到对面墙上，使它碰个粉碎。我有一种生理上的快感！
2
我搬出了学校，因为我结婚了。我的婚姻史不值一忆，但是我要忆一忆我的恋恨史。对，不是恋爱史，而是恋恨史。你们往下看就明白。
因为历史教师人数少，所以政治和历史两科合并为一个教研组。我是反右斗争的积极分子，有功，所以我成了教研组长。我们组里忽然来了一位新的历史教师，是个女的，体格像个运动员，但说话总爱脸红。她来了三天我就恨上了她的丈夫，虽然我根本没跟她丈夫见过面。我恨那男人，因为他居然讨了这样一个老婆。我时时拿自己的老婆同这位新来的隋老师相比，时时痛切地感到自己老婆没有她可爱。时逢夏天，光她那露出的胳膊上的肘窝，就能使我醉倒。有一天我忽然听说她病倒在家，爱怜之意从我心中油然漾出。我下午没课，三点钟左右，我蹭出了学校，直奔她家。她家果然没有别的人，仅仅是她自己披着衣服接待了我。我详细询问她的病情，劝她再量一次体温，把医院给她的药片倒在手心上，仔细地看，并且劝她还是上床躺着，千万不要客气……她惊异地望着我，并且谛听着门外的什么声音，十分钟以后，我们便无话可说了，但我仍不愿走，我注意到墙上的结婚照片，我发现那丈夫下颏很尖，我发疯般地恨那尖下颏……我找些教课的事来说，但我教的和她教的又并不一样，因此也支撑不到多久；后来，我只好告辞，我同她握了手，出屋后我翻来覆去地衡量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停留的时间，算长，还是算短，还是不长不短？当晚回到家，老婆当做一件大事般地告诉我：“我又做了一盆醪糟。”我火冒三丈：“这玩意儿吃了脸上起疙瘩，你给我倒了！”她同我吵闹，我心里只想着别人家里的那张结婚照片，我真想把那尖下颏揪下来！
但是不久隋老师就调走了，据说是因为上班太远，她自愿调到较近的学校去了。我很快便忘记了她，连同与她有关的尖下颏。
隋老师调走不久，我们政治、历史教研组对面的语文组，又来了新的女教师。她未免太年轻了，梳两根黑油油的大辫子，据说才十九岁，是师范专科的毕业生。头一两个月她未能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她的眉眼长得不俊，性情似乎也并不活泼。但是，有一天在传达室，报纸来了，我听见翻报纸的教师们议论说：“嘿，看见吗？人家许薇玲的散文登出来了！”“嗬，好几千字，能得不老少稿费吧？”我一听心里就往外喷酸水儿。什么，她竟能在报上登文章？我赶紧抻过张《北京日报》来看，可不，真是她写的。我想起头半年《北京日报》来学校组织过谈教学经验的稿件，我也交过一篇，但我们学校交上去的一篇也没发。没发就没发，大家都没发嘛，我也没往心里去。可是许薇玲的文章为什么就能发出来？她能高明到哪儿去？那散文我没读几行就扔到了一边，并且忍不住对身边的人说：“我最看不起这号报屁股上的豆腐块了，好好教书不结了，写这些个干什么？”
但是许薇玲竟接二连三地在报纸上发表着散文。自打这个现象出现以后，她每在我眼前晃过，我总能发现出她的一条新缺点，比如说神态清高呀，眉宇间有骄傲情绪呀，穿的棉袄罩衫颜色不正呀，笑声太浪呀，等等。我家里订得有《北京日报》，每回那上头有她的散文，我就总是迁怒于别的文章，整个不看，常常是当晚便拿来包东西，我老婆好几回尖声提醒我：“这是今天的！你别用，换张旧的！”我反而更使劲地把当天的报纸揉撕着，不这样我心里就像卡着根火柴棍儿。
几年过去，许薇玲的散文竟至于足够出一本小册子了，出版社来的编辑，找到党支部，说是要给她出个集子。这消息让我听到了，我忍无可忍，当晚便找到支部书记家，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我讲到反修防修要从杜绝修苗做起，许薇玲是棵什么样的苗子？不务正业、搞旁门左道，追求名利，既害自己，更害学生……我的呼吁起了作用，党支部建议出版社缓出集子，我注意观察许薇玲，她眼窝变深、嘴唇变薄、笑声减少了。但是有一天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看见她同一个穿皮夹克的青年兴致勃勃地走在一起，并且毫不避讳我，走过来打招呼，向我介绍说：“王老师，这是小吴，我的朋友！”我同那小吴握了手，满面笑容地同他俩开玩笑：“什么时候请我吃糖呀？要不要这就到百货大楼买点呀？”但刚一分手我便妒火中烧，好个许薇玲，集子虽未出成，美男子却已到手，她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运道？
不久那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来了。风暴乍起，我也懵了。学校里刚出现红卫兵那几天，我忽然觉得每一个同事都可亲可近，包括许薇玲在内。记得中午在食堂吃饭，她恰与我同桌，她用勺子搅着饭，吃不进去，喃喃地说：“怎么回事儿呀？”我深有同感地叹息着：“是呀，这不乱套了吗？”但是又过了几天，当批判“三家村”的席卷而来时，我意识到，目睹另一朵鲜花凋零的机会来临了。我找到红卫兵，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我知道他们正准备贴关于我的大字报，我在政治课上“放过毒”，但是我愿意立功赎罪，我提醒他们“三家村”的走卒就在校园之内，他们一点就透，第二天，校园里就刷出了一米高的大标语：“把‘三家村’的黑走卒许薇玲揪出来示众！”在操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会，许薇玲被剃了个阴阳头，架到了台上，红卫兵们让她跪下，拿大瓶的墨水从她头上浇下来……我在台下屏住气，闭上了眼，两腿直哆嗦，我怕红卫兵因为我“放过毒”，也对我如法炮制；但是直到散会也并未将我揪出，我还是革命群众，回到宿舍，想到许薇玲这朵花儿终于也碾落成泥，我又产生出一种异样的兴奋，我觉得这种兴奋感与红卫兵“破四旧”中砸毁那些大街上的霓虹灯、那些庙宇中的彩塑时的兴奋感，一定是相通的，因而我认为自己无妨去申请加入红卫兵；我去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小将”们对我报之以哄笑，他们朝我扔出了一把又一把的粉笔头，我狼狈地逃回了自己的宿舍；我恨红卫兵，我恨一切比我强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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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住进了牛棚。这个内心的秘密我不说，敢打赌——一万年也不会有人猜得出：我在牛棚里的基本感情，既不是愤怒，也不是颓丧，而是更强烈的嫉妒——为什么冯尔定当了劳改队的队长？
我们被“小将”们押到了农村，交给当地贫下中农实行“群众专政”。“小将”们照例是并不与我们同劳动的，贫下中农也并无对我们实行“群专”的兴致，因此，一切权威反倒集中到
了冯尔定这么个家伙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