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后封建社会时期里没能有哲学上的突破，而在一个大分裂的时空里，文化精英层虽然早已厌倦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可在这大分裂的时期里文化精英们虽然游离于儒学之外，做起了慌谈不经，怪异不羁，行为无常的名士风流行为，而不闻，不问政治。而所谓有良知的文人又回归到“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传统的文化老路上去了。为何不能创新与突破，反而帝王理念在宋学里得到如此的登峰造极与巩固完善。这一课题更应引起深入的研究与反思，虽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众多因素所致，可能根本的是传统思维方式无法突破，使传统习惯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传统思维方式不能突破呢？那个时代的社会所以是一个停止不前的社会，如同黑格尔阅读欧洲中世纪的哲学思想史时，如同在茫茫无边的黑暗海洋之中，而读到笛卡尔的哲思想时，如同在黑暗无边的大海中突然看到了陆地的感觉。也正是笛卡尔的方，开启了欧洲近代哲学上认识世界的新航路，笛卡尔不愧被称为欧洲近代哲学之父。
我们的古代中国毕竟要走过二千多年的帝王遂道，才能等到西方文明的圣火燃亮，才能使那周而复始构建起的帝王遂道的崩塌。而中国后封建二千多年里的社会膜拜的对象不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而是已故的先圣（或先秦元典）的言行，这就使传统习惯一直占据了统治地位，所导致中国周而复始那种政治体制的存在无论时间再长，而思想意识是停留在先秦的文化学说的时代里。只能回归到“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文化模式上，也就理解了到大分裂的时期，王弼又回到注释先秦的经典上去的思想动机。王弼的思维方法已然是传统的，因为他本身就包围在传统里，也不可能突破传统，他的同时代里的精英一样是受传统的，封闭的，性的社会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文人。王弼注《周易》只能又一次彰显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才成为唐朝太平盛世里做“正义”之范本，成为教育学子的必读之书（即王弼注，被孔颖达奉旨编撰“五经正义’做为《周易》正义注本）。王弼只能回归到传统里，寻找治世的理论。王弼的“易学”自然被后世学者所追奉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且看清代的既是高官又是大学问家的纪昀对王弼“易学”的评价：“易本卜筮之书，故未流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
看这“易学”之说上常犯常识性逻辑错误的说法，纪昀同样开口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先给《易》一个定性，却与评价王弼的“易学”之功，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既然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卜筮是数术，是巫术的一枝，还赞许王弼“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这是何意呢？已认为《易》是卜筮的，即是筮卜人事吉凶的一种术数，那么就不要指责“未派浸流于谶纬”。既然中央把卜筮之书的《周易》做为官方的“五经”之一上升到意识形态里的统治地位，那么汉儒，即那些读《易》经做学问的人们，为何不可以去发展光大卜筮呢？因为中央不是把卜筮之书做为《经》了吗？那么汉易学家，不能不浸流于谶纬之中了。因为认为五经之一的《易》是卜筮之书，自然要发扬光大的是卜筮呀？那么谶纬恰恰就是与筮卜学问是相辅相承的了。既然你记昀也认为“易本卜筮之书”，这卜筮之书为何被帝国中央纳入经首而尊奉呢？清代也不例外把“五经四书”做为学子入仕的必学必考课目，既然帝国官方把都认为是卜筮的《易》做为经之首，也正是谶纬才能发扬和光大这筮卜的神秘东西呀？你记昀还有何指责呢？那么还赞许王弼何干呢？
“易本是卜筮之书”，你王弼研究《易》不去从筮卜术数上去发扬光大，而去阐明什么义理呢？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岂不是不务正业，胡说八道了吗？因为“易本是卜筮之书”，就是讲算卦的那套东西。算卦与人文哲学书是有着质的区别，你王弼若想阐明人文思想为何从一部筮卜书里去阐发什么义理（哲学）呢？岂不是精神不正常了吗？不是不务正业的人呢？这不是按记昀开口认为的“易本卜筮之书”的逻辑推理吗？记昀的逻辑错误至到今天一些学者都不以为，同样认为“《易》本是筮卜之书，因有了《易传》才改变《周易》一书性质，就成了哲学书”。这种说法比记昀会玩文字游戏，而记昀评价王弼的易学之功的那段话的前言与后语是自相矛盾的，若不矛盾就改变“易本卜筮之书”的那种说法。但几千年来的学者没有不受春秋史巫用《周易》占筮及附加进去的“象数卦学”的“易学”影响，而把《周易》说成是卜筮之书。正象这记昀的说法，认为“易本卜筮之书”，那么“汉儒浸流于谶纬”，就不能指责为“未流”，也别赞许“王弼深有功”。若认为“易本是讲义理之书”，那么“汉儒浸流于谶纬就是未流”，而赞许“王弼深为有功”那就非常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