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上了车，说起打架的事，高矿安说：“安志军是我徒弟，一直缠着和我学拳。那小子挺仗义的，就是看他老实，我才教他的。如果他在外面打架，我是不敢教了。家里知道会惩罚我的。县城不大，你们说的几个人我都认识；还有一个叫猴子，经常在路边赌博，玩三张纸牌，骗一些刚卖完猪、羊、粮食的农民；他有一个托，是个秃头，赌博的时候在旁边装观众，对方输急了要打架，他又从托变成打手。还有一个穿喇叭裤的，外号叫钳工，经常在长途车上掏包，就这一段路，属于他们的地盘，到了地界就下车往回坐。今天阴历逢五，是县里赶集的日子，我们有可能碰到他们。”“警察不管吗？”彭连不解的问。“都是惯偷，抓了放，放了抓，判刑不够，不管老有人报案。长途汽车的售票员都认识他们了。”一时无语，矿安又问还有谁受伤。嘉运说：“当时打架的时候没感觉，回家后我的腰和背疼了好几天。俩人从背后打我，当时精神紧张，不知道痛。”赵明说也是一样的，疼的晚上睡不着觉，翻身都疼。矿安说：“打架时，对方人多，如果旁边有墙，你就背靠着墙，如果有树，你就靠着大树，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背后受敌，正面就好对付了。”高矿安不光会拳脚，野战经验也颇有一套，令三人叹服。
车行驶到张岭车站，上来三个年轻人。正是喇叭裤、长毛和胖子安志军，上车后先四处巡视。嘉运说：“打架的就是他们。”矿安示意不要说话。因为四个人坐在最后排一，长毛三个人没有看见。
见三个人上车，坐在门口的女售票员认出了他们，高声喊道：“各位旅客，大家都醒醒，看好自己的钱包。”有歪头瞌睡的人抬起头，揉揉眼。喇叭裤巡视一圈，看到一个穿着黑粗布夹袄，五十多岁的男人，斜背着黑色人造革提包，站在离售票员不远的地方。喇叭裤和长毛一前一后的围住黑衣男人，安志军遮挡顾客视线。高矿安说：“你看，他们要对黑衣人下手了。”黑衣人警惕地看护着提包。车在疾驶，颠簸。当售票员报下一站名的时候，他再伸手摸提包时，惊慌地大叫：“钱没了，我的钱没了。”众人看去：提包被割开一条大口子，几乎和提包等长，让人看了哭笑不得；售票员知道是喇叭裤干的，但是又抓不到证据，警察来了也没有办法，以前办过这种事，停车不开门，等警察来搜查，甚至把他们几个带走，也没找到钱，只得放人。售票员大声喊：“谁见到钱了赶紧还给人家，看看老人家多可伶啊，发发慈悲吧，还给人家。”眼睛却看着喇叭裤。喇叭裤三人很快分开，靠近车门，等待下车。此时的黑衣人急的团团转，带着哭腔说道：“老天爷啊，是谁把钱拿了，还给俺吧，那是俺给老伴买药的啊！要不然谁舍得把半大的猪娃卖了。把钱还给俺吧。”高矿安已经按捺不住了，站起来装作不认识的对着喇叭裤说道：“谁拿了赶紧还给人家，不要做坏良心的事情，都积点德，做点好事。”此时喇叭裤三个人寻声望去，见是高矿安，喇叭裤不敢违抗，假作正义：“谁偷的，赶快交出来，不交出来把他送局子里。”并对坐车的老实人乱吼乱诈：“是你拿的不是，赶快交出了。”一番贼喊捉贼的表演。安志军发现师傅也在车上，吓的对喇叭裤说：“别说了，快点。”见有人执言，售票员勇气骤增，大声说：“赶紧拿出来，再不拿出来就报警了。”喇叭裤把钱从上衣转移到裤兜里，裤兜是假的，钱放进裤兜，顺着喇叭裤腿滑落地上，不被人发现。喇叭裤把钱掉落在售票员的脚底下，又装模作样的到别处转了一圈，转回来，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售票员的脚下说：“你脚底下是什么？”售票员低头一看，是一个手帕，捡起打开，陈旧的纸币，皱皱巴巴、零零散散的包了一手帕。黑衣人已经走来，双手接过钱，又转身对着喇叭裤弯腰鞠躬，语无伦次地说着感谢的话，黑挎包的大口子像河马的大嘴，一张一合的呼扇。这时到了县城车站，几个人连蹦带跳的下了车，嘉运彭连也陆续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