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周易》热之初时高亨先生的《周易大传今注》、《周易古经今注》相继出版。
高亨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又是一位有名的易学家。其《周易古经今注》写于1940年，重订于1963年，分“通说”和“注释”。“注释”部分又经过1981年重修，到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说：“《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了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高亨著1984年版）
这说明高亨先生把《周易》定性为筮卜之书了。但高亨又不像黄寿祺等说的那样《周易》卜筮是表，而哲学是里。而高亨并没有认为《周易》有哲学的思想，可高先生既然认为《周易》是筮卜书，又何必那么兴趣的去研究，还注释那些认为的“筮卜辞”又有何目的呢？难道是发扬算卦之术吗？
高亨同李镜池那样是坚定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又说：“讲《周易》固然不能抹煞象数，然而总是讲不圆满，反而使人迷乱。”
既然认为《周易》离不开象数，就别怕讲不圆满，本身把《周易》说成有象数就是以讹传讹。
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里的“周易古经通说”共分七篇，其中把《周易》用“筮”来命题与表述的就有两篇，一是《周易筮辞分类表》，一是《周易筮法新考》。
《周易古经今注》里的《周易筮辞分类表》里说：“《周易》每卦爻之筮辞，以其性质分之，可分四类，曰记事之辞，曰取象之辞，曰说事之辞，曰断占之辞。”
高亨先生凡把《周易》一书里的带有“判词”的句子，均认为是占断筮辞。并且用表格一一列举，可谓劳心、劳苦而无意义之为。因为在《周易》一书里凡带有“判词”（如“吉”、“凶”、“咎”、“无咎”、“贞利”、“悔”等）句子的占有一书内容的绝大多数，很少一部分不带“判词”的。而这些“判词”正是那个时期语词不丰富所造成。而那些吉、凶、利、贞、等是表述事物发展结果判断语，与占卜筮辞不沾边。
高亨在《周易筮法新考》里说：“《周易》筮法，最初可能仅用六十四卦以筮。当斯时仅有六十四占。其后并用三百八十四爻以筮。当斯时则有四百四十八占。又后增入《乾》之‘用九’，《坤》之‘用六’。当斯时则有四百五十占；东周时代之《周易》即四百五十占筮书也。”
高亨的这种说法同是张冠李戴，应改为《八卦筮术新考证》，这种说法也许能成立。高亨把史巫给《周易》一书阉割成占筮辞来用，高先生也跟着以讹传讹的论述。高亨把《周易》分解，六十四卦占，加三百八十四爻占，再加上“用九”、“用六”，共计四百五十占。这是高亨筮法的新考说。既然认为《周易》是卜筮，就应学胡适先生那种精神，就不涉及《周易》，其讲先秦哲学从认为的“老子”哲学讲起。讲一部被认为是筮书的《周易》，有什么意义呢？除非认为筮卜能卜问人的吉凶前程，才去研究与考证的。而高亨先生既认为《周易》是占筮的，又从筮法上去考证，不知做这种学问有何意义。因为高亨不同于现代的算卦“大师”们编写的算卦书，是讲如何算卦的，是有明确的目的。而高亨写《周易古经今注》的目的是何呢？只因高先生也不是从批判筮卜的角度去考辨筮卜，既然目的不是批判那些迷信虚妄的八卦占筮之说，即不从批判的目的出发，何必考证那些筮法与象数呢？让人费解。难道研究历史上的算卦也是一门学问么？
而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对所谓的六十四卦爻辞的注释方法与黄寿祺的《周易译注》相比，实是一种倒退。
高亨对所谓的“卦爻辞”注释时先引用大量的前人说法，加之通过《说文》、《尔雅》等对某字的解说，而引出自己的解释认为。当然也有没有引用前人的说法，而直接通过所谓“卦爻辞”的字意解释。如《坤》“‘用六：利用贞’。占问长期之休咎，谓之永贞。筮遇此爻，占问长期之休咎者利，故曰利永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