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通过把《周易》一书里的一些文句，那不过是《周易》作者所运用生活事例上的比喻用语，来比喻政治上的道理。而郭沫若挑拣分类成“渔猎”、“畜牧”、“商旅”、“耕种”、“工艺（器用）”等，来联想出他认为《周易》产生的时代。所以郭沫若就得出的说法是“我们从上面所述的生活基础看来，可以知道《周易》的时代是有畜牧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畜牧还是生活的基调，如农业，如工业，如商业，才仅见一些儿萌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0页）
这里郭沫若却用了《周易》这一称谓，显然郭说的《易经》就是指《周易》，不过他指的《周易》，则是以“九·六”为爻称的“卦爻式”的《周易》，认为是本初的《周易》为研究对象。而郭沫若所用的证明材料，所推理出《周易》产生的时代，就是他所见到《周易》一书里出现的一些句子里的词语，如见“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田有禽，利执言”；“履虎尾”。郭就挑出“鹿”、“禽”、“虎”，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周易》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生活证据。又如见“童牛之牯，豮豕之牙”；“羝羊触藩”等，就认为是“畜牧时代”反映的证据。郭沫若用这种出现在《周易》一书里的文句来分类，而得出他所认为《周易》产生的时代的证据材料。这种考证法，既没有说服力，也实在是太幼稚与可笑了。正如郭沫若从《周易》里所见到“需于血，出自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中的“穴”字，他就认为是“这明明是穴居和构巢等原始习俗”。若这样来推断《周易》一书产生的年代，岂不是失去了研究意义吗？经考古研究“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不也是穴居吗？那么，这样见《周易》里出现“穴”字，就联想出《周易》是在几十万年或几万年前就产生出来的根据吗？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而郭沫若就是以此推理出：“《周易》时代该当蒙昧时代之中下段，铁器虽无明证，而文字则确已发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1页）
当然郭沫若不能不认为文字则确已发明，因为《周易》是有文字写成的一部书，而不是用一种让后人无法看懂的图画写成的，这一点郭无法否认。总之，郭沫若所认为《周易》产生的时代，是在夏商之前原始社会里产生的。这正是郭没有读懂他所分类出那些词句在《周易》一书里所起的比喻意思，而却做为证据材料联想出《周易》产生在原始时代的依据来，才是造成他的错误认为的根源。
可后来郭沫若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二十四年后的一九五四年新版中，把《周易》产生为原始社会的说法给推翻了。那么，是什么说法呢？在新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作者是这样补注道:“《周易》是战国前半馯臂子弓所作，请参看《周易之制作时代》（收在《青铜时代》里面）。卦爻辞多采自殷，周资料，成语，故事，民歌等均有之，其时代极为复杂，有极原始的地方，也有极进步的地方。制作时代得以确定，这复杂的情形始可迎刃而解。故在这儿我们要有一个明白的认识，《周易》所用资料有的虽然远在殷商时代，而整个的思想过程是在战国年间的产物。本篇在思想分析上无甚错误，只是时代的看法须改正。——作者补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0页）
郭沫若在一九五四年新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所作的“补注”，说明原先说《周易》产生的时代是错误的，而原先说的《周易》的性质没有错。对《周易》产生时间上的新说法，是因所作的《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得出了《周易》产生的新说法。即《周易》不是原始时代产生的，而是战国前半时期里有一个叫馯臂子弓的人创作了《周易》。在一九三五年郭沫若写的《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把《周易》产生的时代与是谁创作的都明确地给出了答案。郭沫若的《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后收在《青铜时代》一书里。我们将这一文中对《周易》产生及作者的有关说法摘录如下，看如何之说？说的对否？
“八卦的卦形大部分是由既成的文字诱导出来的……由既成文字所诱导出的八卦，它们构成的时代也不能出于春秋以前。”（《青铜时代》郭沫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9年11月第一次印刷第51页）
郭沫若说的“八卦卦形”，就是卜筮上所用的那套八卦符号。郭所认为的八卦符号产生不出于春秋之前，那么，就是说《周易》里的那套符号系统，在郭沫若看来是春秋及春秋以后产生的了。郭氏对《周易》里的符号产生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考古上已发现早在殷商时期，《周易》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就已出现了。
在对《周易》的产生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的第五段是专一论之。不过此文里的第五段小标题是“五《易》之构成时代”。我们摘录其中的一些说法：“《易》的经部之构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关于这层，由晋太康二年所发掘的汲县的魏襄王墓的出土品，可以得到一个暗示……由以上的推论，可知汲冢所出的《周易》及《易繇阴阳卦》，都是孔子以后，即战国初年的东西……《周易》的卦爻辞里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叶的晋事的痕迹，在着想上又多带着南方的色彩，且与南方色彩更加浓厚的《易繇阴阳卦》复同出于魏襄王墓。关于这两种《易》的生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明确的判断，便是《易繇阴阳卦》当是南方的人著的，而《周易》则可以有两种的推想。第一种是著了《易繇阴阳卦》的同一的南人到了魏，为迎合北方人的趣味起见，又另外著了一部繇辞不同的《周易》来。第二种是北方的魏、晋人模仿着《易繇阴阳卦》而自行著出了一部作品。但这两种的推想，由来所有的《易》学传授的系统看来，是以第一种为近乎事实的。”（《青铜时代》第57~60页）
从这些内容来看，且不说出现的“《易》”、“《易》的经部”、“《周易》的卦爻辞”、“周易”、“繇辞的《周易》”这种称谓上的多么混乱，单就郭推导出的《周易》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所用的论据是错误的，只因郭所用的证据是牵强附会的。郭所用证据其一：是以《晋书·束皙传》和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里记述汲冢竹书上有关《周易》，《易繇阴阳卦》，《师春》以及没有《彖》、《象》、《文言》、《系辞》的说法为据。其二：是把《周易》里出现的几处“中行”一词，联想到是说春秋晋国的荀林父。我们看郭的举证与说法：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卫）依迁国。（《益》六四）
包荒，用憑河。不遐遗，朋亡，得尚（当）于中行。（《泰》九三）
中行独复。（《复》六四）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这几条的‘中行’，我相信就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就前两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讲为人名之外，不能有第二种解释。
‘中行’之名初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荀林父初将中行，故有‘中行’之称，《左传》宣十四年称为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孙便以中行为氏。
《益》六四的`为依迁国`，当是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的故事。卫与郼古本一字，《吕览·慎大》：‘亲郼如夏’，高注云：‘郼读如衣。’则‘为依迁国’即‘为卫迁国’，盖狄人围卫时，晋人曾出师援之也。
《泰》九二的‘朋亡，得尚于中行。’尚与当通。我相信就是《左传》文七年，先蔑奔秦，荀林父‘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的故事。
《夬》九五的`中行无咎`，《复》六四的`中行独复`也就是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归而请死时的故事。”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
据这些故事看来，我们又可以断定，《周易》制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青铜时代》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