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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思想最难(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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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书信,王宵猎轻轻摇了摇头。张均这个人,有很多好处。比如聪明伶俐,说一知二。而且学东西很快,不管做什么,很快就学会。但也太过聪明,喜欢自作主张,惹事生非。在王宵猎面前乖巧,一旦离开,就会惹出天大的事来。

此次南去,王宵猎的本意,是让张均收敛行藏,不要惹人注意。打探一下现在唐州、邓州如何。市面经济,百姓生活,特别是两州军备。哪里想到,到了唐州,先惹出一场人命官司。虽然现在的唐州知州不管,终究不是好事。

这样的属下好不好?说实话,有这样的人在身边,许多事情好做。你说一,他就知道二,很多事情提前做了。但张均终究不是王忠那样的人,还是要领军的。一旦领军,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

来汝州几个月,王宵猎在唐州、邓州建了信使。并没有其他的作用,只是向汝州送信而已。人物也不起眼,都是原来军中小校,在两州开个小店。他们的身份并不隐蔽,当然两州也不在意。

好的情报人员是非常稀缺的。不是随便找个人,给他钱,吩咐做什么,就能够完成任务。真正想了解两州情况,王宵猎还是要派张均前去。

正在这时,邵凌进来。叉手道“知州,各县都已经查过了。吏人所说,基本符合。”

王宵猎道“可真不容易。几天时间,杀了十六人,抄了他们的家财,这些吏人才看明白。世间的事,做起来实在难得很。早早看明白,早早说实话,何苦要这么多人赔上身家性命!”

邵凌道“世上老吏最滑!想让他们做事,必须手辣才可以!”

王宵猎站起身,笑了笑,微微摇头。

什么世间老吏最滑。这种话,当不得真的。老吏也是人,大多还知书达礼,怎么就最滑了?给世人造成这种印象,只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待遇,导致他们做事的手法,让人觉得如此。

在中国古代,或者说包括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方的古代,上层知识分子对于基层事务不熟。这不是因为文化,不是因为地理,或者其他的东西。而是因为人类就是这么发展来的。

随着社会发展,先认识到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再去研究,去学习,最后慢慢熟悉。熟悉了,才能处理得有条不紊,才能有理有据。一步一步,人类对于人本身和社会了解得越来越多,处理得也越来越得心应手。这是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类向前走的脚印。

最开始,人类社会简单,治理也不复杂。上层的统治者不需要知道社会运行的细节,吏人们的日常事务,实际没人关心。对吏事不熟,管理不得法,才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对社会运行不满意,上层统治者提出要求,吏人们做不到,或者不愿做。到了最后,就是一句老吏最滑。为什么滑?对他们不满意,偏偏又离不了他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只能说一句老吏最滑了。

这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不只是说老吏。比如宋朝打不过辽,打不过西夏,又打不过金,文人们是怎么说的?说那些地方的军队军纪最严,宋军懒散,于是制定了大量严苛的军纪。说那些地方的人强壮,宋人孱弱,所以打不过。实际上是宋朝的军人比他们高大。说那些地方由于生活条件不好,所以人人吃苦耐劳。实际上呢?有多少比汉人还能吃苦的?

这种毛病不只是古代文人会犯,后世的知识分子一样会犯。

王宵猎记得,前世特别流行什么企业培训,商业培训,成功学培训。一些老师经常讲一个段子。一颗螺丝钉要求拧三转之后回半转。德国人就会认真拧上三转回半转,而中国人呢?三转回半转,那就是两转半吗!结果呢?这个时候老师往往神秘兮兮。因为中国文化不行!自认为聪明,实际上都是小聪明!拧两转半是不行的!人家教你,你也学不会!

这不扯淡吗!对于一个工科生,说是拧三转回半转,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知道了,怎么会要求拧两转半?这个故事或许有原型,本来说的是中国工程师有一段时间基础不扎实。到了一些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嘴里,就成了中国文化不行。

这也文化不行,那也文化不行,就你学了两句洋文的行呗。贯彻到底的买办思想,成为了这些人自认为高高在上的精神支柱。世间的事情,首先是踏实去做,做了就有收获。

经常有人说,民国有大师,现在怎么没有了?民国的大师,是什么样的大师?民国时期戴上这个名头的,大部分不是从西方学习一些方法,就是对于中国文化彻底的批判。这些批判,是不是跟宋朝时这些知识分子分析军事差不多?

有用吗?当然有用。因为烂到底的时候,就是要首先批判。在批判中,有所扬弃,有所学习,有所继承。最后达到对这些事情的熟悉,在实践中找出正确的方法。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文明才能前进,文化才会发展。批判的目的是学习,是改进,而不是扬弃。

从高高在上,谈天谈地,到脚踏实地并不容易。哪怕到了二十一世纪,真正做到了的文明,做到了的国家,实际上也屈指可数。大部分国家,精英从小在欧美学习,他们什么不知道?可一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便高高在上。这件事情要这样做,那件事情要那样做,最后一地鸡毛。

王宵猎记得看过一部电影,叫《白老虎》。讲的是印度一个农村的低种姓人,被社会毒打,最后杀了主人,抢劫钱财成了成功人氏的故事。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是这个人的思想。他认为种姓制度是印度落后的根源,还特别拿中国来对比。在中国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写一封信,问一问中国是不是有种姓制度。好像问出了这个问题,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早在一两千年前就没了种姓制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但早就废除了种姓制度,还有等富贵、均贫贱的提法呢。有用吗?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发展的还不如印度呢。

印度发展不如中国,是因为种姓制度?以前的南非,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呢。那时的南非,发展得难道差了?只不过成果是白人的,与黑人无关罢了。同样从殖民地发展起的美国,一样发展果都是外来移民的,本土人实际上被圈起来,差了多少?

一个文明,从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到他们弯下腰来,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飞跃。民国的大师们高高在上,高谈阔论;民国的将军们挥斥方遒,意气风发。但社会底层民不聊生,军队只要是跟外国打,都是一触即溃。有用吗?

人类社会总是要从听到些名字、概念、理论、主义等等,就觉得醍醐灌顶,到真真正正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一步一步去学习、改进,需要时间的,需要成长的。不只是社会如此,人也如此。

王宵猎记得自己小时候,听到那些编出来的故事,那些新颖的名词,也会觉得如茅塞顿开。听到人家说德国人严谨,日本人精细,也会觉得他们好厉害,中国人不行。再长大一些,还会听到美国人善于创新,法国人浪漫,诸如此类。凡是发达国家,都有一个批判中国文化的特点。等到再长大一点,慢慢发现这些说法,无非是茶余饭后的闲扯,当真可就有问题了。

当自己落后的时候,需要觉醒的时候,需要听到这些故事。不在于这些故事正确,在于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不在于这些特点真实,在于这些特点自己可以去学习。自己落后,没有办法的事。

当意识到了自己落后,思想上真正改造过来,这些说法就不需要了。再这样说,就只能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这些或许不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或许有些根据,但也真说不上是文化。

鲁迅《狂人日记》有一句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句话非常有名,是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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