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瓷器款识，带有“官”字款的器物有鸡冠壶，穿带壶、盘口瓶、三角形碟等。
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窑”的代名词，而是意指定烧单位。
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
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既要负责供应宫廷用瓷，又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
考古资料表明，除了定窑窑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都有出现定窑陪葬品。
如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妻水丘氏墓、神都辽赵德钧墓、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等，都出土过官字款瓷器。
这类器物，乃是由“甄官署”定烧，用于皇帝赐给已故大臣的丧葬用瓷。
当然，“甄官署“定烧的官字款瓷器，还可作它用。
这里就出现了争议，因为在发现官字款定窑器的早期，其多在古墓之中发现，所以一直被收藏界认为，这是一种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专用明器。
明器在国内就是不太受待见，就像早期的唐三彩一样。
不过，两者还有不同，唐三彩确实是明器，不做他用。
而定窑出的官字款瓷器，却是不同，它是御赐之物，却不一定是专业御赐陪葬之物。
这一点在一些传世的官字款定窑器之上，就有所表现。
因为流传到现在的一些官字款的瓷器，有着因经年累月摆放挪动，而留下深旧磨擦痕迹。
像是一些明末清初官字款青花瓶子，身上那些清晰的摩擦痕迹。
这就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答桉:它是一件置于厅堂之上的传世陈设器。
古代帝王因某缘由，会赐官员一些东西，这不会有啥疑问。
但要赐官员专用陪葬品，就不勉有问题了。
帝王若在官员活着时，即赐其死去时的陪葬之物，这于情于理肯定说不通。
如果说官员的陪葬之物，其生前从来见过用过，而且死后成了代表其身份地位的关键重要御赐陪葬物品，这于情于理也说不通。
帝王若御赐专用陪葬品，且发生于官员逝去之后，而不是活着时的话，这类物品必然皇家事先专门造办，专用仓储以备公事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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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随时取用之物品，那么必然件件都是未经使用过的精美新器，于深埋千百年后出土。
如墓穴环境，要是不出意外，也必然件件都如新器一般。
这样以来，其底足上，根本没有理由存在与桉台长期磨擦留下的深旧痕迹。
这明摆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可见，官字款瓷器为御赐陪葬专用器的说法，从根本上是有问题的，当属欺蒙臆造之词。
因此，对这类官字款帝王御赐专用器的正确认识，应该是帝王于官员生前所赐之物，是官员业绩，荣耀的象征。
这是官员生前受赐的专用陈设器，而绝非官员逝后受赐的专用陪葬器。
由于是帝王御赐之物，是官员生前业绩与荣耀的象征，所以，官员将逝之时，常会嘱其后人，将这类专门代表其生而尊荣的御赐之物，置于其逝后的墓穴之中，而成为陪葬物品。
这和墓穴中，能代表其生而尊贵的其它物品，是同样的陪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