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从“西周文”里看到的是充满着浓重的天命神学思想，以及周公不断地与鬼神沟通的巫术行为。
周人在灭商前后，无论是武王东征，或周公辅政，反映这段历史的典籍“西周文”（《周书》），真正反映了西周初期的时代背景。周人建国后同样是继承了商人的天命思想，但周初的天命观，已不同于商王朝的天命观。周王朝对天命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诠释，在西伯（文王）开始剪商时，即不断消灭与周族为邻又是附属于商王的小邦国。在灭商王的属国黎国时，纣王的大臣祖伊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恐慌，跑着向纣王报告这一事情。祖伊自然能够预见到西边周人的目的，并会成为未来商王朝的劲敌，将直接威胁着商王的共主地位。但纣王听到祖伊报告这一消息时并没有感到如祖伊那样的恐慌，反而对祖伊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这时的纣王还在全心全意的信奉天命，认为自己就是有命在天，是帝佑命于自己当王，有上帝的保佑，对西伯扩张领土之事不以为然。纣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还怕什么呢？殷纣王的天命思想正是传统的天命思想体现，整个王国里不都在信仰着天命，祖祖辈辈不是在信仰着天命，祭祀着鬼神，纣王自然是从小到大就是被天命思想灌输着。所以纣王自然是相信“啊！我的命运难道不是早就由上天决定了吗？”
可祖伊对纣王提出的疑问给出的解释是：“呜呼！乃罪多，乃能责备在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祖伊说的意思是“啊！您的过错太多，上天已有所知，难道还能祈求上天的福佑吗？殷国就要灭亡了，您要勤于政事，为国努力啊，要不您的国家能不被周国消灭吗？”
纣王与祖伊的这段对话虽是出自《尚书·西伯勘黎》，此文不过是西周初期统治者设教的目的。纣王与祖伊的对话，正是体现了周初统治者对天命的新诠释。
在“西周文”里充满着浓重的天命思想与占卜巫术迷信的同时，又宣扬着“以德配天”因果报应的“天命政治观”。“以德配天”正是周人建立周朝后的政治纲领，这既是历史政治经验所得，也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只因小周邦却消灭了大殷国，在建立的周人分封的一统天下的家天下统治后，不能不沿用商朝的天命思想来统治殷商留下庞大的商国子民与地盘。周人同时给天命一种新的诠释，是为自己夺取天下寻找出一种新的借口。即要想得到天命的保佑，是要附有条件的。周朝的统治者给出的“条件”就是“德”（即周王应虔诚的祭祀天帝与祖先神，以及勤恳的为“天命”赋予的治理好天下子民的使命），“以德配天”成为周初的政治口号。周王朝讲的“德”，就是“西周文”出现大量的“德”说。周初的“以德配天”，也就逐步演变奠定了帝制社会两千多年道德治国的乌托邦论调。
“西周文”里一面大讲天命与神沟通的同时，一面也大力颂扬开国之功的文王。周初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天命观”是一种有效地治‘天下’的政治手段。周人把自己取代殷商统治说成是天命不佑护了殷纣，而佑护了周人的文王；是殷纣违背了天命，文王顺应了天命，这就给天命以全新的解释。在“西周文”里，充满着这种“天命”的思想意识。“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尚书·泰誓》）
这是周人要取代殷商时，寻找出历史根据的说法。夏桀不能顺从上天，给国家造成灾害，于是上天就不再保佑夏桀，废除了夏桀的国运，而保佑了成汤。这是武王在《泰誓》里的讲话，是为自己灭商寻找到的理论根据，这正是“君权神授”的最初理论。
周人建国后，不是不信天命，而是相信天命保佑了文王，才取得了立国的基础。而西周倡导的“德”，其目的是“配天”的。“西周文”里充满着“以德配天”的思想，既笼罩着浓重的天命巫术思想，又阐发着以“德”的王政说教。这正是西周初期时代的背景决定了。“西周文”里的思想与《周易》一书的思想是不同的。《周易》一书，既没有了天命思想，而且是一部无神论的政治哲学。《周易》打破了西周初期“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思想，而构建出的是“以爱为民”（《周易》里没有“德”说，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孚”说。“孚”的本义就是“爱”）的“民本”思想。《周易》一书是一部理性思辨的政治哲学，显然与西周初期的时代背景不符，既不是周初的统治者（即文王、周公）创作了《周易》，更不是西周的史巫创作的《周易》。
既然《周易》一书不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哪么是出自何时呢？是否是出自西周中期或后期呢？我们继续寻找其产生的时代佐证来，虽然“西周文”里找不到《周易》一书的蛛丝马迹，那么，还有反映西周时期的一部诗歌汇集——《诗》。我们看能否从《诗》里寻找到《周易》一书产生的时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