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郭沫若从《周易》里寻出的证据，是类似于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所分类寻出《周易》里的字词，而得出《周易》产生于原始时代说法的那样。见《周易》里的“穴”字，就认为《周易》反映了穴居时代的生活，就以次为据，推断出《周易》产生在穴居的原始时代。这是后来郭氏又见《周易》里的“中行”一词，就联想的《左传》里出现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郭沫若就认为《周易》里的“中行”与春秋的荀林父挂上了钩，也就成为他认为《周易》产生在春秋中叶以后的证据了。至于郭沫若由《晋书·束皙传》和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里记述汲冢竹书上有关《周易》，《易繇阴阳卦》，《师春》以及没有《彖》、《象》、《文言》、《系辞》的说法为据，而推断《周易》为“战国初年的东西”。即郭认为是南人模仿了《易繇阴阳卦》作出《周易》。这正是郭根本没有读懂《周易》，而所作的臆测之说。
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凡用《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包括符号），而挂上去的卜筮卦辞，如《连山》、《归藏》（《晋书》里所记载的汲冢竹书上的《易繇阴阳卦》，不是《归藏》，就是《连山》的卦书。(我们在前章“《周易》文本说”已有论述。）都是借《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和所用符合而编篡的卦书。均是产生于《周易》以后的东西。因为《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是与《周易》六十四篇文章内容不可分割的组成。故郭沫若以此推断“是著了《易繇阴阳卦》的同一的南人到了魏，为迎合北方人的趣味起见，又另外著了一部繇辞不同的《周易》来”的这种结论，是错上加错。那么，对于郭沫若在他的“《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里的第六段题目“《易》之作者当是馯臂子弓”之下的内容，是引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对《易》传授的两种世系说法，而推断楚人馯臂子弓是《易》的作者，就更是不值一驳了。总之，看郭沫若对《周易》的研究文章，不像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倒像是很幼稚的联想。不过郭先生有一点还是让人敬佩的，就是他已不再墨守成规于传统的说法，虽然他的说法近乎幼稚，但毕竟是自己独立的东西，而这一点也就是可敬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