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左传》里看到春秋时期史巫用《周易》筮之，在出现的筮例中，已把《周易》里的文辞分割改称“繇辞”，史巫已把《周易》变成卜筮的工具了。如《左传·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亡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
这是把《周易》里的文辞如同甲骨占卜的那种“繇辞”看待和称谓了。而《左传》里的占卜例子，正是称“繇辞”。如《左传·僖公四年》：“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
这里的“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就是龟占繇辞，是用乌龟的甲壳占卜（即通过灼烧龟甲，令其出现裂纹{所谓的“兆象”}?，从而卜问吉凶祸福。占卜的过程是：命龟（述命），灼钻，观兆判断吉凶，事后验证，刻辞记录后，也要看汇集成册的繇辞来断所占卜事项的吉凶。随着“六十四画符号”逐步演变成神秘符号及“八卦”卜筮工具后，史巫见到《周易》一书里有“六十四画符号”，而无视《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却把《周易》每篇里的文章句子分割成“繇辞”，而改造成像甲骨占卜的那种繇辞看待与卜筮运用。再如《左传·哀公十七年》：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这里记载的也是卜，“其繇曰”，是用龟甲占卜来看“繇辞”。如《史记·龟策列传》里记，如何灼龟观兆的方法。龟占有龟占辞，如《左传》里的占卜例子里说的“繇辞”，就是龟占辞。正因“繇辞”是甲骨卜上的称法，只因甲骨卜产生的很早，而筮卜产生的较晚，《周易》一书出现后史巫模仿占卜所称的“繇辞”，改造《周易》文辞为“繇辞”是受到占卜的影响与启发，筮与卜是有‘血缘’的。在《左传》保留的筮例中，已把《周易》称“卦”了，即把春秋《周易》文本称卦书。但《左传》里记载“卦”说也是有渊源的。在《左传》里的十三个筮例中直接称卦书的，是针对《周易》之外的“卦书”而称之。《左传》里出现的十三个筮例中有两筮例是《周易》以外的“卦书”筮之的筮例。
现抄录如下：
1《左传·僖公十五年》：（前645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2《左传·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国戚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从《左传》里的这两则筮例中看到，其称法都是“其卦曰”，这是与《左传》里所记以《周易》筮之时的说法不同。即以《周易》筮之时说“遇某之某曰”，而从无出现“其卦曰”的这种说法。显然，说明了《周易》一书之外，同时还存在着一种称“卦书”东西，也在用其进行卜筮。
从《左传·僖公十五年》与《左传·成公十六年》这两则筮例来看，是以春秋《周易》文本之外的“卦书”卜筮的筮例。那么，春秋时期还流行着一种称“卦”的卜筮之书，而这种“卦书”的内容，只有“六十四画符号”及“六十四名称”与《周易》里的符号和名称完全相同，其文辞内容（即“繇辞”）则完全不同。正如晋时发现的汲冢竹书《周易》，《晋书》里记：“《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从“易繇阴阳卦”可推测，这是与《周易》不同的卜筮之书。晋代王隐（约317年前后在世）所撰《束晳传》说，汲冢书中“有《易卦》，似《连山》、《归藏》”，这是指《易繇阴阳卦》似《连山》、《归藏》。这说法正确，所谓“与《周易》略同”，是指六十四卦画符号及名称与《周易》同；所谓“繇辞则异”则是指卜辞内容与《周易》不同。这正是吻合《周礼·春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的说法。而今考古上发现王家台秦简《归藏》，也正是与《周易》里的符号、名称则同，而文辞则异。由此证实在春秋时期，确实还存在着相同于春秋《周易》文本里的符号和名称，而不同于繇辞的卦书流行着。这种卦书是借着相同《周易》里的符号，而编进去了一套卦辞。这种卦书内容，是只有“卦辞”，而无“繇辞”。这种“卦书”，其结构形式与春秋《周易》文本也不相同。
由此可知，史巫把春秋《周易》文本称卦，是通过有其卦书，而引述过来的称法。也由此而知，将《周易》变成卦学是逐步演变的过程，后来把《周易》称卦，是受《周易》以外的卦书影响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