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左传》记载的用《周易》筮之时的称法
《僖公二十五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
《昭公五年》：“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
《襄公九年》：“以《周易》筮之，遇《坤》之”比”曰”
2《左传》里记载的引用《周易》时的称法
《宣公十二年》：“《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
《襄公二十八年》：“《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
《昭公二十九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
通过对比来看，虽然是两种用法，但显然，所用的是一种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不过两者运用时，在表述上是有区别。史巫用于卜筮时的称谓程式是：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或省略去《周易》名称而说：筮之，遇‘某之某曰’。如“以《周易》筮之，遇《坤》之”比”曰”。而其他人士在引用时的称谓程式则是：《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如“《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这“某之某曰”，如同“某篇里的某句子”的说法。用今天的话说，犹如“《师》篇”临”里说”。而在卜筮上，犹如“《坤》里的”比”繇辞说”。尔后，才引出“某之某曰”里的一句话（卜筮上称“繇辞”），无论是引用以此阐明事理，或是卜筮以此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表明所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虽然春秋时期人们使用的是一种文本的《周易》，以《周易》卜筮时言“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引用说理时言“《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筮之，遇”；与“有之，在”，显然是对《周易》的两种用法，两种话语，两种性质的对待。从春秋《周易》文本的定型流传，就围绕着《周易》形成了两种话语与运用。“筮之”与“有之”也表明了两者运用《周易》是有质的不同，既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
“筮之”与“有之”，更是表明了当时两者使用的《周易》是一种文本。当然那时的《周易》文本是不同于今本《周易》的结构形式。
通过《左传》一书中记载的筮例及引用当时《周易》文本内容来看，那时的《周易》文本，既不是用“九·六”这种数字来编排《周易》每篇里的句子为爻辞的“爻题”；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来编排《周易》每篇句子变成繇辞的“繇题”。最具有证据证明《左传》里所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不是以“九·六”爻题的结构形式，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符号及名称为“繇题”（或称“繇称”）的结构形式，莫过于《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的“《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这一引用例子了。
现将这一引用例子抄录如下：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一段记述了“昭公二十九年”的秋天里有龙出现在绛城郊外，魏献子听说此事，并向蔡墨问龙一事。蔡墨回答魏献子时，是引经据典来证明他认为古时候是有龙的。蔡墨所引用的就是《周易》“乾”、“坤”两文里出现带龙的句子，来证明所认为古时候有龙的证据。这里且不说引用《周易》一书里带龙的句子，来证明古时候有龙的说法正确与否，但这里毕竟不是用《周易》来卜筮的例子。我们可通过这一引用例子中所引用《周易》“乾”文里凡带龙的句子内容及称谓，以此再现“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