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战国人眼里，《周易》用于卜筮之书，而在神秘主义思潮里把一本曾用于卜筮的“繇题”文本《周易》，改造成以“九六”数字爻题的结构形式，也就顺理成章。
又因随着战争与兼并的步伐加快，西秦以摧古拉朽之势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真正帝王之国。又随着秦朝对的强化及对文化的钳制，凡先秦的诸子书籍被禁并焚毁，只允许民间收藏的书藉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13年秦始皇设宴咸阳宫，宴会上博士淳于越进言：“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思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主张仿效古法分封子弟、功臣。而丞相李斯却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这段文字在《史记·李斯列传》中略有变化。是始皇将淳于越的意见交丞相李斯主持廷议，李斯否定淳于越之说，并上书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秦帝国为加强制度，而推行文化上的政策，除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的书籍被焚毁。而不被焚毁的卜筮书籍里，当然有今本《周易》一书了。虽然规定“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并没有明确地说《周易》是卜筮之书，如何知道《周易》一书是不被焚毁之列呢？因为《周易》一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使还没有改造成以“九·六”为爻题的结构形式，也曾用于过卜筮。所以，在秦朝的统治者眼里《周易》就是卜筮之书。况且在秦朝的统治时期里，流行的《周易》，应是被改造成卦爻式的结构形式了。即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即今本《周易》），在秦帝国的统治者眼里的《周易》就是卜筮之书。这也正与《汉书》里记载的“《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书·艺文志》）“及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者不绝。”（《汉书·儒林传》）这些说法所证实。正因为《易》（《周易》）在秦统治者眼里看做卜筮之书，才独不禁，故传者不绝。这应是事实。汉传承的《周易》文本，就是被秦认为是卜筮之书的今本《周易》，所以才有西汉前期对“易传”的编篡，才有“十翼”的内容。而“十翼”里绝大部分内容是依托的是今本《周易》为研究对象。汉人说孔子作“十翼”，是拉大旗作虎皮，是为帝制服务，也是为帝制里神秘主义政治思想作依托的目的，故才有汉象数“易学”的大繁荣与大发展。尤其是《系辞传》是帝制的宣言书，也是帝制时代里的产物。也由此知道“十翼”里凡是带“九·六”爻辞的引用，均是帝制时期里产生的东西，它们所依托的正是今本《周易》。也由此知道《系辞》里出现的悖论，正是依托的是今本《周易》所致。即“亦筮亦理”解释今本《周易》，也由此形成了两千多年里“巫”与“哲”（“亦筮亦理”）互为表里的“易学”理论上的怪现象。这都归因于今本《周易》，是今本《周易》文本的形式（即以“九六”为爻题的卜筮结构形式）与内容（即政治学说与哲理性的语言）的巨大反差所造成。也正是帝王制度里的需要，而把《周易》结构形式一再的改造并传承后世的因素所致。故我们认为今本《周易》是帝制时期定型的。
而这里还要说一说，汲冢竹书里所涉及到《周易》的有关说法，可旁证今本《周易》的定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