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涣其群，元吉”与今本《周易》“涣”卦中第四爻辞的前半句内容相同。今本《周易》“涣”卦第四爻辞是“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吕氏春秋》一书里所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在于阐明事理。但并不反映“九·六”爻题。即引用时并没有带“初九”、“九四”、“六四”这种爻称。难道《吕氏春秋》所依据的《周易》文本还没有改造成“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么？
《礼记》里也有不少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如同引用《诗》、《书》那样，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如《坊记》里的引用《周易》的句子：
“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易曰：‘不家食，吉’。”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如《缁衣》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这些“易曰”里的引文均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也都与今本《周易》里一一对应，可这些引文均不反映“九·六”爻题。
而《礼记·深衣》里唯有一处引用属《易传·象》里的文句，并且也称“易曰”，又反映了“九·六”爻题的《周易》文本。如《深衣》里的引句：“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这句引文是出自《易传》“小象文”。而“小象文”里的全句是“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这里把《易传》文引用时也称“易曰”，实属汉人的做派。那么《礼记》一书是何时产生的呢？
《礼记》是西汉人编定的，是一部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我们今天所称的《礼记》，是汉以后基本为《小戴礼记》。现代学者对于《小戴礼记》何时成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戴》与《小戴》仅为两部资料杂编，非一人一时而成。从戴圣、戴德是开始，到郑玄二百多年之间，成书约于东汉中期。这种说法见中华书局《大戴礼记解诂》一书前言。另一种说法见杨天宇的《礼记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认为49篇应为武帝、宣帝时期戴圣所篡辑。
《礼记》是汉人编选的秦汉以前的礼仪制度集，并从汉朝人引用今本《周易》与《易传》的惯常称“《易》曰”来看，《礼记·深衣》里的“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必是汉人的引用，否则不会拿《易传》文称“易曰”。而先秦书籍里并无引用《易传》文，凡“易曰”里的内容均是出自《周易》里的句子。从上博藏竹书《周易》来看，还没有《易传》文，而帛书《周易》时期虽有了《易传》内容，但不是《传世的《易传》内容，并且也不见《象传》。所以《深衣》里出现的“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也就不足为据了。即不能作为证明先秦某个时期已出现了“九·六”爻题《周易》文本的证据。
总之，从传世的先秦文献中凡引用《周易》里的句子，并无反映“九·六”爻题，单从先秦文献上来看，也足以说明今本《周易》在秦汉以前是没有定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