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孩子看见这幕有些异动，尤其是年纪小流浪时间短的，也想有爹有娘，被软软香香的娘抱在怀中，被高高大大的爹保护着。
就在有些孩子想要迈步的时候，一个年纪较大，约有十二三的孩子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嗤。
“做戏。”
沈诚润没有忙着训斥他，而是问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男孩似抓到什么把柄一样得意道：“你看他们穿得那么好，哪有我们这样的孩子穿成那样的，一瞅就不是流浪过的，就算想骗我们都不知道做戏做全套。”
葛云逸怀中小男孩哥哥马上反驳道：“你不要胡说，我们确实是流浪儿，只不过我们比你们幸运，先被爹娘发现。爹娘就先给我们做了衣服。”
男孩翻个白眼不知道信没信，沈诚润也不再多说，而是道：“你们若是不选，那我就分了。分到哪位爸爸妈妈，以后可就不能换了，就如同刚出生的婴儿不能选择父母那样。”
这些孩子还是不吱声。沈诚润就按照几个大孩子带几个小孩子的组合编成一个家庭。这里一共不到二百个孩子，共组成十个家庭，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爸爸妈妈，除了葛云逸乐兰心这一组外，其他都只有一位家长。
沈诚润给他们重新起了名字，跟家中妈妈或者爸爸姓氏，当然不愿意改的沈诚润并不强求。然而实际上并没有不愿意的，这些孩子几乎都没有名字，就算有的也不执着姓氏。
然后按照年纪排序，大哥、二弟、三妹这样，在家中要相互称呼兄长弟妹。
沈诚润这般安排就是为了加强孩子们的责任心和家庭观，让他们融进来，找到归属感，不再觉得自己没有家，孤零零漂泊无依无靠。有时候爹娘二字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称呼，还有一种心灵的归属。
分好家庭后，每个孩子都站在各自爹娘跟前。这些孩子的爹娘道：“咱们一会儿先吃饭，现在需要做饭，家中这么多孩子娘一个人做不过来，你们要帮娘。”
然后孩子的爹娘按照年纪给孩子们分派任务，年纪大的多劳，年纪小的少劳，不管活多少都有分工，不落下任何一个孩子，不让任何一个人孩子觉得自己多余。
好在这些孩子虽然还是满脸冷漠，但好在听话，都默默行动起来。
这时候身为&039;爹&039;&039;娘&039;的工作人员就会和孩子们絮絮叨叨说些家中的家长里短，不知道的乍见还真以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每个家庭都有单独的厨房，自己做饭，这样才有更强的归属感。
当然所有家庭做的饭菜也不大一样，不过都是一荤一素。起初孩子们还能保持住冷脸，当闻到饭菜香就再也保持不住，频频张望。
饭好后，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孩子们新认下的爹娘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吃饭。由于是刚聚到一起，孩子们都还很陌生，肯定会发生争抢，怕有孩子抢不到，就先给孩子们分餐。
孩子们大口吃完，孩子们爹娘又组织他们洗自己的碗，太小洗不了的也让他糊弄两下，然后会由有孩子们爹娘再洗一次。
之后又组织孩子烧水洗澡，大的给小的搓背，小的再给更小的搓背，最后一起给大的搓背，等孩子们洗干净出来，他们的关系近了不少。再然后还由这些爹娘给孩子们剃光头换新衣服。
到了这时，流浪时间短的孩子基本上就放下戒心。
而后就是上课。这本来就是学校，教室多得很，本来沈诚润想把学校分成学前班、小学班、初中班、职业教育部和大学部。但现在所有孩子基础都一样，就暂时开了学前班和小学班，年纪太小的在学前班，其他的孩子都在小学班。
上午上课，下午就在职业教育部手工劳作，算作半工半读。
职业教育部目前开设农业、养蜂、畜牧、织染和制鞋，未来还会开设照相和银行等学科。
这些学科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组成一个班级。
选择农业的，老师会真的分给他们一块地让他们种植。选择畜牧的会分给他们猪仔和小鸡小鸭让养他们，其他匀是如此。
待以后他们自己赚得钱就可以拿到家里改善生活。为了培养孩子对家庭的归属和责任感，每个家庭每月都有固定的生活费，负责这个家庭的爹娘会如实告诉孩子们每日花销。
这样孩子们赚到的钱拿回来就可以改善家里的伙食，因为赚得不同，伙食自然就不一样，孩子们住在一起就能看出差别，如此就更有家的感觉，会觉得&039;哦，我家怎么样怎么样的想法&039;。
长此以往潜移默化下，他心中就有了家的概念，有了亲人间互助的那种亲情。家的感觉更加真切。
作者有话要说：香山慈幼院|
红叶林中永远的家
北京香山如今是旅游胜地，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几乎是慈善教育的代名词。发起这项事业的是熊希龄。他是晚清翰林，主张维新立宪，1913年当选中华民国总理，因不满袁世凯□□，不到半年就愤而辞职，彻底退出政坛。当时他已经44岁，本打算在天津隐居终老，但1917年夏，直隶一场大水灾改变了他的后半生。看到大批儿童和父母失散，甚至很多家庭把孩子扔在街头插标贩卖，熊希龄忍不住悲叹：“可怜这些孩子，他生下来并无罪恶，为何遭此惨累呢？”
熊希龄回到北京，主持水灾督办处，同时利用自己的声望和资源成立了两所临时慈幼局，一所男校，一所女校，委托好友英敛之收留一千多名流浪儿童。灾情缓解后，大部分孩子被父母认领回家，但还有二百多个孤儿没有亲人来接走。熊希龄决定，将临时学校扩建，开办慈幼院。
北京城内没有可以开设慈幼院的大片土地和房屋，经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斡旋协商，前清内务府同意，出让废弃的香山皇家园林静宜园，即今天的香山公园。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开张，熊希龄任院长，他同时也是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熊希龄希望香慈能够成为一所先进的现代学校，而不是儿童收养院。他邀请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数十位著名教育家担任香慈评议会的评议员，还与蔡元培、陶行之等研究如何改进香慈教育。到1926年，香慈发展为包括六个分院的综合性慈善教育机构。一院为蒙养部，即幼儿园；二院为小学部；三院为中学和师范部；四院为职业教育部；五院为技工部，半工半读；六院为大学部。慈幼院学生中学毕业后如考取大学，该部负责为他们提供学费和解决各种问题。因为香慈教育先进，师资雄厚，连一些有钱人家也主动交学费把孩子送进来。
职业教育部是香慈的一大特色。该部设有农业、畜牧、养蜂、陶工、金工、织染、制鞋、照相、银行等职业班；还曾办过高级土木工程科、高级机械科等专业班。职教部不仅培养高级工程师，香慈中小学部的学生也都要到这里学习劳动技能，“按其身体之强弱而定工作之轻重，以发达其个性、本能及兴趣，为将来择业之基础”。
香慈的老毕业生说，如果不是熊希龄，香山的红叶不会像今天这么繁茂。香山园林荒废期间，旗民常来砍伐古树。慈幼院成立后，不仅制止砍树，还发起植树节，每年组织师生植树护林。
1949年，奥地利创办世界第一个国际s儿童村，采用小家庭教育模式。香慈早在1934年就已开始这种实践。在与慈幼院孩子接触中，熊希龄发现，大多数孩子因为缺乏亲情温暖，性格孤僻，这个问题不是给他们良好的课堂教育和衣食条件就能解决的。熊希龄投资建立了十几个独立平房小院，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按家庭编制分配，十几个孩子一组，住进一个院，互称兄弟姐妹，家中安排一位女教师作为“娘”。熊希龄以“总家长”自居，设立家庭总部，邀请各家孩子来作客。
熊希龄说过：“我在世上什么事都经验过了。我觉得总是很悲观的。政治的罪恶，是不消说了。就是实业呢，我觉得经理人都不是拿着良心对着股东的，所以我也灰心了……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爱我，把我当他们的父母，我把他们当我的儿女，成立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便是我的终身志愿。”
1931年，和熊希龄并肩经营香慈的夫人朱其慧去世。为纪念亡妻，熊希龄将两人共同的财产全部捐给香慈，成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共有大洋近二十八万元，白银六万二千两。1935年2月，66岁的熊希龄与37岁的民国名媛毛彦文结婚，婚后毛辞去教师工作，专职辅佐熊经营香山慈幼院，老夫少妻共襄慈善，一时传为佳话。香慈董事会认为，熊希龄既已再婚，应将一半产业归还给他，以做日常家用，但夫妇二人都坚决拒绝。后来董事会决定，每月发给熊家八百元生活费。
1937年，北平沦陷。熊希龄和毛彦文试图将香慈迁至江西湖南等地，但战火蔓延之迅速超出他们想像。1937年12月，熊希龄因悲愤交加、过度操劳，突发中风去世。
历史从来不缺做慈善之人，致敬！
文中办理慈幼院的管理经验正是借鉴上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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