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森终于在阎卓如的“墨攻”面前撑不住了，慢慢把叉在腰间的双手放了下来，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他把声音降低八度问：“阎经理，你怎么不说话呀？”
他明显地软了下来，眼神也有点慌乱，身架也提不起来了。
“墨攻”所显示的威力在时间面前是有限的，像黑暗给人类带来的恐惧一样，等人类适应了黑暗，恐惧就会消失。同样的道理，沉默无休止的延长下去，也会变得苍白无力，甚至会有相反的作用，会让人理解为无言可答。
阎卓如懂这个道理，也很善于把握尺度。她见自己的“墨攻”已充分发挥了应有的功效，打掉了田志森那似乎要杀人的气焰，便见好就收。她从容地站起来，连看也不看一眼田志森，走到那陌生人和十几个顾客面前。她白皙而漂亮的脸上又浮上一抹笑意说：“好了，就这样吧。田志森的问题，我回头会处理的。”
陌生人急忙说：“我还没有买到录音机哩。”
阎卓如用手拍拍陌生人的肩膀笑着说：“老伯，你别急，我带你去买。由你挑，挑准哪台买哪台，保你会满意的。”
阎卓如说罢领了众人走出了办公室。
至于田志森，阎卓如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怀着一种什么心情离开她的办公室的。
阎卓如在来局里开会的路上，还一直考虑着如何处分田志森。她知道，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他们华夏商场十九个临时合同工集体辞职的事。她想顺便在会上把田志森的问题也提出来，让局领导研究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她再也不能容忍田志森这样闹下去了。她是华夏商场的最高领导，她得对华夏商场负责，她不能眼睁睁看着她亲手惨淡经营的华夏商场，又在她的手中败落、倒闭。
会议室里，关于局机关制定责任制的问题，已讨论到了实质性的内容上，正商量对违反工作纪律、完不成工作任务造成损失者如何处理。顿时，会议室里冷清下来，很少有人说话了。
不说话当然有不说话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在当时的机关里，给干部职工们发点奖金，或者纪念品一类的事好办。人人有份，皆大欢喜。可是真要提出批评谁、处分谁，或者扣掉谁的奖金、工资，却就难了。难，倒不是事情本身难，从理论上讲，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是天公地道的事，没什么难可言。说白了，难就难在谁也不愿出面作这个“恶人”，谁也不愿为了公家的事去得罪人。有的人就公开讲：“工作做好做坏管我屁事！做好了能咋，做不好又能咋？工资又不多给一分，也不少给一分！惹了人是自己的损失，扣了工资款是给公家省了钱。只有傻瓜蛋才干这种蠢事。”
会议室里坐着的十几个局领导，都是聪明绝顶的人，都深知劳神费力订出的奖惩条例，充其量在职工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念念，然后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最后一风刮到地上。仅此而已。到时是没有一个人会认真按条例办事的，或者说有人想办也办不成。与其这样，倒不如不订，何苦到时不能兑现，自己给自己下绊子呢！
局长是局领导一班人的“班长”。作为班长的王执于，对他这一班人是相当熟悉的。谁的性格如何，谁有什么特点和嗜好，谁的思想是什么状况，谁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什么，他都一清二楚。
制定责任制并不是王执于的发明，而是市里开会布置的工作，要求各单位都要搞。他担心这项工作在全市商业系统全面搞会惹出乱子来，影响商业局，特别是他这个局长的声誉和威信。但他又是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市里布置的工作从不顶着不办——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是党的的纪律嘛！他苦思冥想了几天，终于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先在局机关搞试点，等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市商业系统推广。他认为，局机关人少，搞好搞坏无关大局，影响不了全系统的商业活动和盈利任务的完成。等局机关搞上一年试点，责任制是好是坏，能否在第一线单位推开，别的系统的实践会给他提供可靠答案的。他不愿去冒这个险，也不想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坐收渔翁之利是他一贯的做法。他觉得这是一着很高的明的棋，一年后别的系统成功了，他也成功了——他可以谈他试点的经验，并不大刀阔斧在全市商业系统推行责任制。一年后别的系统失败了，闹出了乱子，他会因此而获得一种殊荣和赞誉：老王不愧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领导，看问题就是尖锐、透彻、周到，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跟领导还是要跟老王这样稳当的领导，永远会立于不败之地的。他的城府很深，他的这些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向谁也没有透露过一丝半毫——他害怕有人说他是“老滑头”。
按王执于上会前的想法，责任制一定要订细，奖惩条例一定要订的具体、有气魄——这些都要向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报送，不能让人家看出有应付差事的蛛丝马迹。可是，在商量奖惩条例事就卡了壳——原因他比谁都清楚——看来得想办法找一个人，把眼下的不声不响的局面打破，按他的意图推动会议顺利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