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好奇。
都有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了，还要专门弄农业考古干啥？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并非如此。
动植物考古，从内容来看，跟农业考古是重叠的。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动植物考古只研究与人类有关的动物和植物，而不涉及农业工具、灌溉设施、农田遗迹、与农耕活动有关的画像碑刻等。
因此，从涉及的内容来看，农业考古的规模远比动植物考古更加庞大，可以形成较大规模的学科优势和影响。
不仅如此，从国情来说，动植物考古没法跟农业考古比，前者极其小众，顶多就是一个研究方向，而中国是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因此，农业考古在反映人类农业生产的历史全貌方面更具优势。
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搞农业考古指向性更强，更加容易获得农业部门的经费。
要知道高校改革之前，大量的高校并不隶属于教育部或者地方，而是部委直属。
尤其是农业类高校。
搞动植物考古影响力太小，必须要弄农业考古才行。
这也是为什么陈文骅在南昌举办古代农业科技展的时候，获得农委领导重视的原因。
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最为重要的还是把文章弄出来。
搞学术的，文章著作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之前写石峡栽培稻遗遗存，查了不少资料，也看了不少丁颖教授的书籍，甚至一些跟农业相关的书籍也在翻看。
其中就有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简史》和孙常叙的《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这两本书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但，有很大的参考性，尤其是荆三林的书影响力更大。
苏亦对荆先生也不陌生，前世还看过他写的《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据说这本书是五十年代写的，却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
这书也算是他了解石窟寺雕刻的启蒙书籍，以前翻看的时候，多少有些阅读门槛，对于现在的苏亦来说，这书顶多算入门级的。
就算如此，这书也还没出版。
甚至，再一次翻看对方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简史》，苏亦觉得自己未来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写类似于《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的书籍，甚至把他对石窟寺考古的理解融入美术史之中，到时候，也是算是他系统整理石窟寺知识的集合，甚至苏亦有自信，到时候弄出来的书比荆版更加详实且有深度。
现在嘛，先把稻作起源的文章弄出来再说。
整个七十年代，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水稻遗存，就是在1972年河姆渡遗址，它的发现把中国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距今七千年以前，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水稻的起源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前世，因为初中历史教材的缘故，苏亦认识的第一个考古遗址，就是河姆渡遗址。
对河姆渡遗址上的水稻遗存，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此外，就是1977年在河南新郑发现了裴李岗文化遗址，这一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的新石器遗址出土大量精致的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及陶猪雕塑，成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甚至去年，也就是1978年，又在河北武安发现了与裴李岗文化面貌相似的磁山遗址，除出土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外，还发现了大量贮藏有粟的窖穴遗址，据估算粟的储藏量可达10万斤以上。
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客观上都引起相关领域的学者的兴趣，进而引发他们对农业考古的研究。
但，苏亦是新人，写文章，立意要足够小，农业考古的其他方向，尽量不去触碰，只专攻水稻起源这一问题，不然写起来，没完没了的。
这期间，苏亦再次研读丁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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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文章《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以及他主编的大块头专著《中国水稻栽培学》，其中，后者的第二章标题名就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和演变”，这部分是重中之重。
这个章节也相当有意思，内容部分还引用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关于“稻”字的考释。
看一本水稻栽培学的书，突然跳出来几个甲骨文，还有学相关者考释，没一定的基础，你看得都懵逼。
好在，苏亦非同一般，他是专业的。
现在抄甲骨文都抄吐了。
这种考释，对于他来说，就很简单了。
只是，突然看到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的名字出现其中，倍感亲切，但这种引用，就去证明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存在栽培稻，有点牵强。
只能算一种说法，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作为中国稻作学之父，丁颖教授在稻作起源问题上的探索及贡献是极大的，他的华南说，再过半个世纪，都还有捍卫者。
除了丁颖教授的文章，苏亦尽量收集这些年的关于栽培稻的相关文章。
其实也不多。
比如湖南农院的柳子明就写了一篇《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从文章起名来看，就知道受到的丁颖教授的文章影响极大。
实际上，也是如此。
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就有不少丁颖教授的文章及著作。
一开始，苏亦对这位先生了解不多，后来才得知，对方是南韩人，1919年6月来到中国后，就开始搞革命，建国以后，被分配到湖南农院教书。
看他的文章，根本就想象不到这是一个外国人。
不过一想到老一辈高丽人都认识汉字，没啥学习障碍，也就释然了。
看对方的文章，也挺有趣的。
这篇文章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切入西汉初期农业发展问题，再讲到水稻起源。
好端端的，马王堆汉墓跟水稻起源有啥关系？
其实也有，文章第一部分，最后一段就是这样说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以两千多年前的丰富事物，提供了一系列历史研究资料，例如：儒法斗争史、农业发展史、手工业史、艺术史、汉字演变史等。从农业方面来说，稻谷在中国和全世界农业生产中，占最重要的地方。因此，稻谷起源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和争论。”
没法子，这篇文章是1975年发表的，74年马王堆汉墓才发掘完毕，热度正浓。
从某种程度来说，也证明苏亦的想法，就是写文章要蹭热度。
说回这篇文章，第二部分就是国内外关于学者关于稻作起源问题的看法，类似于文献综述。
其中就包含丁颖教授以及一些曰本学者的学术观点。
曰本学者，直接把水稻分为印度型和曰本型。
其实，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发掘的时候，在出土物中就发现了稻谷。当时曰本考古学考察团来华访问，考古所还将这些汉墓出土稻谷20粒赠送给他们，然后经过检测，他们认为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稻谷属于印度型。
按照整个分法，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稻谷也只有印度型和曰本型，并没有中国原产稻谷。
这个结论国内学者自然不认同。
恰好，1955年的时候，考古所在湖北屈家岭、石家河以及武昌洪山等三处，发掘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有很多的稻谷壳。
然后又根据其他出土物判断它们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约4000年。
根据丁颖教授的考察，他以为这些出土的稻谷壳属于粳稻品种，还指出，洛阳烧沟汉墓的稻谷也属于粳稻品种。
一下子就推翻曰本学者的观点。
证明了，粳稻发生在曰本的见解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新石器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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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本尚未开始稻作栽培。
因为按照部分曰本学者的观点，曰本稻是在公元前1-2世纪才传入中国的。
典型不符合历史事实。
因此，丁颖教授根据广东、广西的西江流域分布的野生稻的事实结合中国稻作历史文献资料，提出了“中国的栽培稻起源于华南”这个说法，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稻作起源“华南说”。
并非丁颖是广东人，就认为稻作起源于华南。
当然，学者的观点也跟区域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柳子明就在文章里面提出，野生稻在西江流域、云南及长江流域发现，这对于京一部研究稻种起源及中国农业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
其实，这些发现都是苏亦写文章的事实支持。
然而，柳子明通过一系列研究以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稻种的起源可能是云贵高原。
他也引用丁颖教授的部分论述，证明早些年云贵高原存在栽培稻的事实。
还说，印度支那联邦三国、缅甸、泰国等地区的稻种来源也可能是我国的云贵高原。
甚至，觉得印度的稻种也可能来源于云贵高原。
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也有事实依据。
然而，在国外，就有不少的学者认为，水稻发源地就是印度，中国的水稻就是从印度经过东南亚传入云贵高原的。
这就涉及到学术话语权的争论。
实际上，对于水稻起源于云贵高原这个说法，苏亦再熟悉不过了。
前世，他的师爷云大的李昆声教授就有一篇文章《云南农业考古概述》，里面详细论说水稻的发源“云南说”，他的观点跟柳子明的不一样，把云贵高原浓缩到云南地区，范围更小了。
不仅如此，苏亦熟悉的民族考古大拿汪宁生先生，也主张中国稻作起源于云南，他们通过对云南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生物资源几个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云南成为了作物的变异中心。
甚至，他们通过对云南稻种进行同功酶分析，发现其酶谱一致，表明云南现在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云南的现在普通野生稻，从而进一步确认，云南现在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
这个说法，也符合事实逻辑根据。
其实，不止他两位，浙江农大的农史专家游修龄也认同了柳子明的说法。
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就写到“籼稻在从南向北以及从低地向山区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进入温带及山区以后适应气温较低的生态环境而出现粳稻的变异型，这个推断是从目前籼、粳稻的纬度分布以及海拔高度分布而得出来的，也符合历史上文献记载的状况。这次河姆渡遗址稻谷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说法。”
他文章里面认为，我国稻作起源是由南向北的。
这个南有多南，他没说。
但是他在文章里面反驳了丁颖教授的一个观点。
因为丁颖教授4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稻作起源》，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论说，外国稻作可能发轫于距今五千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四千年前的禹稷时代，至少二千二百年前的周代，就相当广泛把我国在黄河流域栽培水稻的基础奠定了下来。
于是，游修龄在文章里面反驳说，“过去总认为长江流域的文化在历史上一向落后于黄河流域，稻作文化也不例外。而河姆渡遗址稻谷的出土，改变了这个旧概念，表明长江流域的栽培稻作可能要早于黄河流域，并进一步肯定了外国栽培稻已有悠久的历史。”
其实，他的话也没有错。
作为浙江农大的教授，游修龄必然要为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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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存在，确实改变了学界很多固有的认知。
然而，游修龄的反驳，其实忽略了丁颖教授在1957的文章《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里面提出来的“著作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的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连接地带的野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
也就是稻作起源“华南说”的最初来源。
其实，游修龄的文章也有引用丁颖教授这篇文章。
因为涉及到稻作起源，就势必会涉及到丁颖教授为中国稻作命名之争。
丁颖教授在这篇文章里面否定了所谓的籼粳只是分别起源于印度和日本的说法，并给籼亚种和粳亚种分别命名为“及”
也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国从此不再称籼稻为印度型，粳稻为曰本型。
文章很长，根据中国野生稻的地理分布、古籍记载、出土文物以及关于“稻”字的语系等方面的考证，提出稻作起源“华南说”，日本的稻种是由中国传去的。
澄清了中国栽培稻种来自印度的谬误，并指出中国1800多年前已有籼稻和粳稻的分类。
而日本学者加藤，在19世纪20年代把籼稻定名为印度型，把粳稻定名为日本型，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应定名为籼亚种和粳亚种。
并从生态学的观点指出，栽培稻种都是由我们的祖先野生稻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和长期的人工选择下演变而来的。
对稻种的起源、演变及生态分类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该研究成果，论证了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为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生态分类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论文发表后，受到围内外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
非要说这篇文章，有啥缺点，那就是由于时代的限制。
出土物不多，没法有效支撑丁颖的学术观点，只能从文献去证明。
这也留给苏亦补充发挥的空间。
他就是要从石峡稻作遗存去论述中国稻作起源为“华南说”添砖加瓦。
其实，现阶段的学者观点，都是支持稻作起源“云贵高原”的说法。
原因很简单。
这年头，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就苏亦提及的两三个。
李昆声以及汪宁生两位先生的文章都还没发呢。
同样，游修龄旗帜鲜明地支持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的文章也没发。
但应该不远了。
因为他跟陈文骅的通信中，对方曾经提及游修龄也对稻作起源的问题感兴趣，准备写相关的文章。
这一下子，就热闹了。
热闹归热闹，基础还是要打牢靠。
游修龄的文章比较浅显易懂，而丁颖教授的文章就晦涩难懂。
里面有大量的文献，古今中外，全部囊括。
又因为曾经留学曰本，文章里面引用大量的曰本学者的文章，如果不会曰文，对于这些外国学者的文章只能看译版，难免词不达意，不仅如此，很多文章也没有译版，只能看原文。
好吧，其实不少原文，苏亦也没有，只能托关系找。
他从上个学期开始，苦练的日文，终于派上用场了。
至于英文文献，他几乎上可以流畅阅读。
丁颖教授的文章涉及的文献太多，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到农史文献，因此，在他的文章还特别说明“本篇关于古典的文献和年代方面，得华南农学院图书馆主任梁家勉同志帮助很多，特此感谢。”
能够被重点提及的先生，肯定是大佬了。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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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勉先生确实大佬，是研究中国农业科学史的先驱之一。
他不仅是华农第一个农业史硕导，也是国内第一个农业史的硕导。
这也是为什么华农后来会是国内农业类大学里面唯一仅存硕果拥有历史学硕士点的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