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库兹涅佐夫同志之后上去发言的，是一个光头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出身政治委员，搞过情报工作，还负责过外交谈判，却又在莫斯科战役期间出任第十集团军司令，并追着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狂奔四百公里，在部队行进过程中解放了十几座城市的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元帅。
在维克托的印象中，这个人很强，就像是什么工作都能做一样，不过可能是因为形象不好的缘故，斯大林同志似乎对他始终没有什么好感，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情况才有些好转。
戈利科夫同志在负责情报工作的时候犯过错误，因此被斯大林同志撤销了职务，而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则在莫斯科战役期间充分展示出来的，为此，他还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在那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军旅生涯都相当的顺利，很快就成为了联盟方面军一级的司令员，直到哈尔科夫反击战役期间。
在哈尔科夫反击战役进行期间，瓦图京同志贪功冒进，结果被曼施坦因打的大败亏输，整个战线都崩溃了。当时的总参谋部为了帮助瓦图京逃避罪责，联合朱可夫同志在斯大林那里搞了点鬼，隐瞒了哈尔科夫前线的实际战局，目的也是为了给瓦图京一个挽回的机会。
要命的是，瓦图京的部队崩溃之后，处于他侧翼位置的戈利科夫所部陷入了危局，根本无法挡住德国人随时可能向他发起的进攻。当时的戈利科夫向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发出请求，想要将他的部队向后撤，试图在哈尔科夫西南向重新建立防御阵地。
从当时的真实战局来考虑，戈利科夫同志的要求是正确的，符合战场的实际情况，如果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他的请求，或许哈尔科夫反击战役就会是另一个结局了，但问题是，总参谋部在提交给斯大林同志的战情报告中，并没有如实的反映出瓦图京的失败，对整个哈尔科夫前线影响有多大，因此，斯大林同志认为前线的情况应该没有那么糟糕，并以此为依据，拒绝了戈利科夫同志的请求。
最终，哈尔科夫反击战役的结局所有人都知道了，苏军在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遭遇了迎头一棒，三个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了后续的进攻计划，并由此转向防御。战役结束之后，最高统帅部追究了一线指挥员的责任，在总参谋部以及朱可夫同志的包庇下的确是包庇，而且是毫无原则的包庇，瓦图京同志逃脱了其原本应该承担的罪责，而与总参谋部没有太多联系，且出身情报部门的戈利科夫同志，就成为了最合适的替罪羊，他虽然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但却被剥夺了在一线指挥战斗的权利，直接调到后方去搞后勤工作了。
就是这件事，在戈利科夫同志与总参谋部一系的将领之间，制造了一条难以磨平的隔阂，不，说是隔阂还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仇恨才对，根据维克托的了解，戈利科夫同志是真的将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瓦图京这些人恨到骨子里了。
斯大林同志显然也知道戈利科夫同志与总参谋部那些人之间的嫌隙，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为了打压总参谋部的气焰，他就将戈利科夫同志重新提了上来，不仅让他负责军队干部的管理工作，还让他挂了一个副总参谋长的头衔。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戈利科夫同志的确是对付总参谋部的最佳武器，他对总参谋部，对朱可夫的仇视，简直就是不加掩饰的。几个月前，在针对朱可夫同志的批评中，那些对朱可夫同志有意见的军中将领，最多就是批评他孤高自傲、贪权恋功，批评他将联盟、将集体的荣誉，全都归于他自身，不谦虚等等，都是些无伤大雅的罪名。而戈利科夫同志则是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对朱可夫同志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随后，又在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公开指责朱可夫，说他将卫国战争中一切失败的罪责，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却将功绩都揽到他自己的身上，这是在抬高他自己的地位，贬低布尔什维克党，贬低最高统帅部。基于此，戈利科夫同志认为，朱可夫同志是个地道的波拿巴分子，他想做红军系统内的军头，想要推翻苏维埃的统治，代之以他的军阀独裁。
不要小瞧这个“波拿巴分子”的帽子，当年的图哈切夫斯基等一众红军元老，基本上都是死在这个罪名之下的，戈利科夫同志毫不犹豫的将这顶血腥的帽子扣在朱可夫头上，显然是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