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前往西乌克兰解决剿匪问题的这段时间里，莫斯科的局势可并不怎么太平，从某些角度来讲，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负责。
随着战争走向终结，联盟的很多工作都面临着转向的问题，而在经济工作领域，就战时经济如何向和平经济转向的问题，莫斯科的权力高层中，也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
就维克托个人的观察和了解来讲，目前关于经济转型的观点，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即斯大林同志的观点、温和派的观点以及强硬派的观点。
从整天来说，不管是哪一种的观点，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认为经济模式的转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此只要开始执行，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在这方面，日丹诺夫同志的一句话就可以作为依据，他认为按照和平时期的需要改造国民经济的工作，到明年底、后年初就能够完成，也就是最晚到一九四六年初就可以完成了。
在此前不久由斯大林同志召集的中央全会上，日丹诺夫同志的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包括维克托在内的几乎全部中央委员们的认可。
但问题是，这三种观点都认可的一个前提，是不是就没有人反对呢？当然不是，在这里，就出现了三派观点之外的另一个经济观点派系，那就是以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一派。
就在维克托从沃伦州赶往外喀尔巴仟的那段时间里，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先列举了联盟在过去几年战争中所蒙受的巨大损失，包括2000万人口、1710座城市、70000多个村庄、31850家企业等等等等。如此惨重的损失，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过来的，因此，在战后经济恢复的工作问题上，他认为莫斯科应该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所谓的“战后美好生活”，很可能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
当然，沃兹涅先斯基提出的这个观点，并不是他的立场与斯大林同志、温和派以及强硬派不同的最根本依据。
要看他的观点与剩余三者的区别，还要看剩余三者的经济思想是什么样的。
就斯大林同志的观点来说，这位领袖同志目前显然还对战后苏美英之间的关系抱有一定的幻想，因此，他在制订战后经济方针的时候，确定了短期和长期这两个计划。短期内就是要尽快将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重视日用品生产，不断降低商品价格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在长期的规划上，则依旧是要沿用战前的方针政策，重视重工业的发展。
而与人们设想的不一样，在经济政策的立场上，秉持温和派观点的，却是一项强硬的日丹诺夫同志，他认为战后联盟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将是整体趋向缓和的，战前那种联盟与西方国家剑拔弩张的局面将不会再出现，因此，联盟应该将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从以国防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转向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形势。
至于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则是马林科夫同志和他的盟友贝利亚同志。马林科夫同志在之前的中央全会上，用四个加强表明了他的立场，即“必须首先加强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的武力，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我们光荣的红军和海军”。至贝利亚同志，则是直接抨击日丹诺夫，指出对方那种认为加强军事经济力量已经过时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里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作为斯大林同志的忠实追随者，同时，也是党内一向立场不明确的代表人物，莫洛托夫，他在此次中央全会上，也明确表示了他对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的支持。另外，就是在政治局内排名比较靠后，正在主管贸易工作的米高扬，也第一次旗帜鲜明的站出来，对马林科夫与贝利亚表示了支持。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对啦，只有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而在政治上，则是只有到了关键时刻，才能摸清楚每个人的基本站位是什么样的。
对于日丹诺夫同志来说，这一次全会上显现出的风向，令他非常的被动，当然，最令他感觉被动的，还是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这位出身自列宁格勒派，并且是由日丹诺夫一手提拔起来的政治新星，竟然明确表示出了与日丹诺夫截然不同的立场。
从根本上看，沃兹涅先斯基主张的经济政策，应该算是将斯大林同志的立场与强硬派的方针综合了一下，他认为战后短时间内，联盟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尽快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重工业的发展。
当然，作为一直以来都在国家安全系统中打滚的人，维克托在经济建设领域没有太多的存在感，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观点，他甚至对经济领域的很多工作根本不摸门。不过，他的政治嗅觉却是比较敏锐的，通过这次全会，他能看出日丹诺夫的被动，这位列宁格勒派的当家人，带着看似无与伦比的气势杀回莫斯科，那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却扭转不了一点事实，那就是战事他长时间在列宁格勒主持军务，实际上等于是被阻隔在了莫斯科中央领导之外的。他要想重新恢复战前所拥有的地位，恐怕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车子行驶到日丹诺夫同志的住所楼外，维克托的思绪才从纷杂的考虑中拉扯回来，他推门钻出车外，额头被深夜的冷风一吹，原本还有昏沉的意识瞬间便清醒过来。
“你回去的路上仔细一点，”一手扶着车门，维克托低头对车内的安丽娜说道，“今晚不用等我了，我恐怕要到很晚才能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