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报》是属于列宁青年团的机关报，也就是共青团的报纸，而《列宁格勒共青团报》，则是隶属于列宁格勒共青团的地方性机关报，人家这份报纸上要宣传报告列宁格勒战役期间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谁还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啊？
不过有趣的是，在这篇旨在介绍英雄人物的报道中，竟然能够找到费比舍恩科的名字，尽管报告中没有涉及到这个人的英雄事迹，只是罗列出来的名单中，出现了他的名字，属于并不起眼，一个不注意就看不到的角色，但这篇报道的出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就像维克托此前考虑的那样，如今，费比舍恩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案件了，它已经成为了各方角力的核心问题，纠缠其中的利益方太多了，各自都没有退让的意思。
以高检、高法为代表的司法界，是将这件事当做了法制理论投射到现实中的典型案例，他们需要让费比舍恩科为他在战前的罪行埋单，否则的话，法制的观念就体现不出来，甚至是无从谈起。
军方那些在这场战争中逐渐登上舞台，并开始形成既得利益群体的集团，也要借这一事件发出声音，他们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不希望继续受到了类似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这种部门的监督、限制。
日丹诺夫的列宁格勒派，希望借这件事正式把手伸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甚至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去，为库兹涅佐夫的任职，开创一个良好的局面。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日丹诺夫借此举来拉拢军方的可能性。
内务人民委员部现在反倒成了置身事外的没事人，他们当然更希望“费比舍恩科事件”搞个一地鸡毛的局面，如果高检和高法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出个好的结果来，那他们又凭什么举起法制的棋子，去限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难道军队的人有权力逃脱法律的制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就没有权力不依靠法律，却制裁那些应该接受制裁的人吗？
至于维克托所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说实话，维克托也想做个旁观者，但显然他是做不到了，因为对“格斯滕麦尔事件”的调查，直接涉及到了这个费比舍恩科，如果不把这个人审查清楚，斯大林同志交代的任务就完不成。
所以，捋一捋这个关系的话，如今维克托所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真是与高检、高法站到了一个战壕里，而在他们的对面，则是军方的既得利益集团、列宁格勒派，甚至还要加上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
这次回到莫斯科，维克托除了要参加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质询会议之外，还要与贝利亚同志见个面，深入的谈一谈，他认为自己有必要说服这位委员同志，让他主动放弃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所掌握的特殊权力。
毫无疑问，如果贝利亚同志能够主动表明立场，他作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主动提出应该取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的职权，那么，萨福诺夫与戈里亚科夫的工作就能容易的多。司法界推动“法制建设”，将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能够真正的做到实处。
如此一来，对费比舍恩科事件的处理，也能有一个侧面的推动作用，什么叫法制建设，就是以法来治国，费比舍恩科既然犯了法，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接受惩罚，没什么好说的。
另外，维克托怀疑一件事，那就是直到现在都保持着沉默的斯大林同志，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看似简单的事件里，纠缠进了多少的麻烦。因此，他之所以直到现在都不表态，并不是没有态度，而是在看别人的态度，至于说看别人的态度是为了什么，嘿，维克托可不相信斯大林同志是个喜欢随大流的人，他应该是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谁与他是观点一致的，谁与他又是观点相悖的。
撇开“法制建设”这个大问题，只看纠缠在这一事件中的各方利益：
高检和高法希望能够取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的特权，取缔该部门在逮捕、审查、宣判三流程中所掌握的一应权力，从而将司法权收归高检和高法，同时，也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套一个缰绳。
高检和高法的这种诉求，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满足了，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对联盟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
在过去几年战争中，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军方，他们希望能够挣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他们的束缚，从而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他们的这种诉求，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一旦满足了，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对联盟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