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雪竹坐在藤椅上打毛线。尽管她一再停下来数针数，可是仍旧不断出错。她索性停了下来，毛线团从膝上滚到了地下，也无心去捡。
通向外屋的门虽然关拢了，却还能听到丈夫司徒文川那不时扬起来的声音。可以想见此刻他的身姿面容：激动地站起来，往烟碟里捻着烟蒂；眉心的“川”字抖动着，去汇聚灵魂中的全部耐性，好继续那万分吃力的“突击教学”工作……
潘雪竹瞥了一眼小衣柜上的帆形闹钟，九点一刻。啊，那么说，已经快整整三个钟头了！
窗外是静美的秋夜。林荫道上，殷红的枫叶在悄悄飘落；蓝绡般的天空中，闪着十字光芒的寒星真像瑰丽的钻石。楼下是哪一家，正在放唱片，是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优雅柔美的旋律从那家窗隙飘出，又从潘雪竹家的窗缝渗入。按说，这是个多么幸福的夜晚。打倒“”两年了，和暖的政治春风，吹去了人们心头多少阴霾，在这样的时刻，难道还有人痛苦而忧郁？
是的，此刻的潘雪竹，心上仿佛压着一块无形的石头，她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来，修长的眉毛郁闷地耸动着。
她和丈夫司徒文川，同在某个科研单位工作。司徒文川从事着一项国际上兴起不久的边缘科学。她在情报组负责译摘法文资料。上个月，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决定，要派出一个去欧美的科学技术考察团，根据需要，有关部门请他们单位派一位熟悉某种边缘科学的科研人员参加。司徒文川恰好是所内对这门边缘科学最有研究的人。他从1961年大学毕业以来，就在老前辈夏教授支持下苦攻这个新兴的学科。1968年初春，夏教授在、“”迫害下，惨死于“牛棚”中，临终时，以“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黑苗”的罪名也被打入“牛棚”的司徒文川，单膝跪在夏教授弥留的木板床前，含泪聆听了夏教授最后的教诲：“你要……坚持搞下去！因为……中国需要这门……科学！……”司徒文川泪如泉涌，把嘴唇贴到夏教授耳朵上，发誓说：“只要我活着，我就搞到底……”他说到做到，从1968年夏天军管会进驻，到1976年10月以前，尽管形势起伏不定，道路坎坷不平，他硬是含辛茹苦，咬着牙把研究工作持续了下来。现在科学的春天已经来到，春意正浓，但檐下、墙角也难免还有未消的冰碴、残雪……到此刻为止，所里的决定仍旧是：派并不熟悉该门边缘科学的孟成杰参加出国考察；司徒文川从业务上说虽是最为适宜的人选，却只领受“帮助孟成杰熟悉有关业务”的“紧急任务”……
这是为什么呢？人人心照不宣，却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破。三天前，所里的党委副书记麦其远来潘雪竹家，向司徒文川交代任务时，也绝对不提那个众所周知的因素。
老麦是个令人尊重的老干部。他身躯魁梧，花白发丝犹如铜线般坚硬，长方脸上的额纹和颊纹深陷而不细碎，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他出身贫农，解放战争时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时到过朝鲜，解放后先在物资部门工作，后来才调到科研系统。近十年来，、“”把他整得很苦，他肩窝那儿本有朝鲜战场上留下的枪痕，“”煽起的妖风中，他被残酷批斗，脖子上又增添了新的伤疤。
老麦来到司徒文川和潘雪竹的家，态度和蔼，大方随和。他落座到外屋的沙发上，端起潘雪竹为他沏的珍眉茶，呷了一大口，且不忙交代关于给孟成杰补课的事，先询问司徒文川和潘雪竹生活上有无困难？他们的独生女儿小盈是不是已经上到了初二？这当然绝不是客套，更不是虚伪。老麦为人的诚恳，在所里是有口皆碑的。
但是，当老麦说到：“这回小孟出国，任务不轻；司徒你辛苦点，看能不能用几天时间，实在不行搭上晚上，让小孟把你掌握的那套玩意儿，学个不离十……”司徒文川和潘雪竹对望了一眼，内心里同时涌出了难言的苦水儿……
孟成杰比司徒文川小八岁，他大学没有念完，就赶上了“”，1972年才从劳动锻炼的地点来到这个所；诚然，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青年，特别是这两年来，为了追回被、“”夺去的青春，他如醉如痴地扑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好几个姑娘看上了他，给他写情书，他却无动于衷地塞到兜里几天忘记拆封，终于掏出来时，却又当成草稿纸演算起来……司徒文川和潘雪竹对他印象都很好，司徒文川多次公开表示要向小孟同志学习，潘雪竹为向小孟提供新的法文资料开过好几回夜车。
但是，小孟却并不熟悉司徒文川所攻的这门边缘科学。现在派他出国考察有关这方面的项目，他同司徒文川一样感到苦闷。这不仅打断了他自己正当兴味盎然的研究，而且，行期在即，虽然司徒文川连续三天用了早、中、晚三个单元，竭力地向他进行了灌输，他还是没有把握，不能自信到欧美后能获得准确而深刻的考察成绩，特别是有关专业知识的英文语汇，离达到听、说运用自如的程度，差得实在太远。
潘雪竹持着毛线针的双手动了几下，却终于打不下去。她听见外屋先是“咚”的一声，有人以拳击桌，接着便是拉椅子的声音，然后传来小孟那歌喉般润亮的嗓音：“算了！我反正掌握不好！司徒啊，我看今晚上肯定能改变原有的错误决定——这回该去考察的，是你，而不是我！”
丈夫没有立即回答。也许是在皱眉抽烟。
“我真想冲进他们的会场，向他们大声疾呼：不要再形而上学了！你们为什么不信任司徒？应当让他去、他去、他去！”
小孟说完这话以后，一定走拢了窗前，因为听到了他“唰拉”地拉开窗帘的声音。
潘雪竹知道小孟此刻望着窗外什么地方。司徒文川此刻也一定望着那儿。潘雪竹抬起眼睛，她前面的窗户始终就没拉上窗帘，说实在的，她坐在那儿，眺望窗外那引动她感情潮汐的目标，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
那是大约两里地以外的，所里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的四扇灯光莹然的窗户。已经九点半了，党委扩大会仍在进行。所里大多数的成员，在这个静谧的秋夜，也都关心着这次会议的结果，但是，他们大概都不会像这套单元里的三个人一样，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次会议上，究竟是麦其远为代表的那种意见取胜，还是以党委书记贺真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获得更多的拥护？
潘雪竹回忆起昨天中午，她同贺真同志的那场谈话。这回事她直到此刻还瞒着司徒文川没有说。
昨天一早，潘雪竹刚走进情报组，大伙就争先恐后地告诉她：“贺大姐回所了！”倒好像她请求过组内同志，希望他们一知道贺真同志从院里开会回来，就得及时向她报信似的。潘雪竹矜持地朝大家微微一笑，尽可能用无动于衷的语调“唔”了一声，便坐到自己的桌前，开始翻译一篇法文资料。一上午，她装作外出取一样什么东西，到贺真同志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次，但光是看看贺真同志的秘书小姚抿紧嘴唇的表情，就可想而知贺真同志该有多忙了，她终于没能鼓起勇气走过去，要求同贺真同志谈谈。最后一次回到情报组，偏又遇上老麦去检查工作，而且恰站在自己空着的桌前，拿起自己仅仅译出了六行的稿纸，在那里皱眉。
潘雪竹紧张而惶惑地回到桌前，老麦不满地望望她，相当耐心地说：“怎么一上午，才搞了这么几行呀？要珍惜党中央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春天啊，可不兴翘尾巴呀！”
潘雪竹脸涨得通红，紧抿着嘴唇，低头不语……
中午下了班，她刚走出楼门，一眼就看见贺真同志一个人正匆匆地沿着松墙走向食堂。再莫失去这个机会！她紧紧纱巾，小跑过去，还离着一二十米就招手呼唤：“贺大姐！”
贺真同志停步转身，等着她跑近。贺真同志身材矮小，虽然只有五十四岁，却已经满头银丝。她长得很不好看，眼皮有些下垂，下巴显得有点短。但是不知为什么，人们只要同她接触到三个月以上，便会感到她具有一种不平常的魅力，包括她的身姿、面容，都洋溢着一种不好形容的特殊气质。她当年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学生，地下党的支部委员。解放前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解放后直到1966年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她1976年年底才到这个科研单位来任党委书记。从1966年夏天到1976年秋天，她是怎么过来的，所里流传着许多种“口头文学”，比如说当她被亲自点名为“黑帮”揪出来时，人们都以为她会惊惶失措，没想到她镇静得能够细心地从袖口上拈走一根线头，从容地说：“她一人说了是不算数的。我只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又比如说1976年清明节以后，有人勒令他们干校的“老学员”刷“欢呼”的标语，她带头在墙上刷出了把“保留党籍”四个字放大半倍的关于同志的标语，“”的爪牙来兴师问罪，她叉腰以待，厉声质问说：“决议里有这一条，我们拥护，何罪之有？你们恨决议里的这四个字，居心何在？”……来到潘雪竹他们这个所以后，她很快就获得了所内广大知识分子的难得评价：公正、懂行。所以，当潘雪竹在那个秋天的中午追到她身边时，内心里充满了信任和期望，她决心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向这位可信赖的党委书记和盘托出。
贺真同志一望潘雪竹的神态，就知道她有要紧的话要对自己说。于是，她便主动把潘雪竹引到一条通向僻静去处的小径上，小径两旁是圆叶泛红的黄栌树，秋阳透过叶隙射到小径上，四周弥漫着秋叶的特有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