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丘有田地将近十万亩（相当于现代的三万亩），照理来说，官府应该每年有三千石的收入。”公子卬计算道。
“怎么可能！”管理惊叫道“果有三千石，我们害怕长狄吗？”
于是管理掰着指头算道“征税的舆人和隧正须官府供养此其一也；粮食在运输的途中有损耗，此其二也；粮食存储，须兵士防盗、捕鼠、防火、修缮粮仓，兵士食禄，此其三也；官府一应开销，须粮换铲币，分利于商贾，此其四也。仅仅一、三者，征税成本高达一二成。我等士子，每食一石粟，彼辈野人供养须以十石计。”
农民上缴十石小米，政府仅得一石。难怪在周室阅尽典藏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长丘是典型的扁平化管理，到了中央集权的清朝时候，从小县城收的税赋，经过层层官僚的手里，抵达国库，二十存一。
在新中国取消农业税以前，农民伯伯七块钱的赋税到中央只剩下一块。后来税务中央和地方划清泾渭，征税管理仍然成本高达百分之八，随着官民关系的僵化，征管成本节节攀升，甚至出现了成本-税务倒挂的现象。
千禧年，京城农业税八千万，成本却逾越六千万，所得杯水车薪。江西丰城甚至征税成本大于税收所得，酿出了人间惨案。
管子自顾自道“这还得亏宋民诚信。周室王畿更惨，周之野人为少纳税，八户人家联合起来，隐瞒公田的真实收入。官吏不得不年年勾心斗角，于田间逡巡。民多而官少，瞒报田产者比比皆是。
周室不得不广招舆人监督，舆人倍增，征管成本陡然提升。是以国不增田产而官府所得逾减。然民之黠无穷无尽，逃税漏税之法层出不穷，而周室愈发困窘，连赏赐诸侯之美器都羞赧，索性赠田，让诸侯头疼去。”
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周人的征税成本递增，百姓为了活命避税，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和官府斗智斗勇上，有的人干脆不种田，专门望风；有的人负责牵制官吏；其他农民则需要将产出分一部，分给这些“斗士”。
于是官府所得赋税如同毫发，百姓耗时耗力，也难以伺候好庄稼。上下皆输。
亚当·斯密曾经曰过，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多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人民付出多于国家收入的几种情况，比如，征税使用了大批官吏，不但耗费大量的薪俸，还要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负担；征收妨碍了人民的勤劳，使本来可以举办的事业因为税收而缩减甚至消灭；税吏的稽查给人们造成麻烦、困扰和压迫，人们都要设法逃避这种烦扰，凡此种种。
亚当·斯密定义了税收的征管成本，这种成本就是人民所付出的与国家所收到的之间的差额，差额越小，征管成本越小，越符合经济的原则。
西方有贤人，东方难道没有高人注意到这一点吗？
北宋大吃货苏轼曾治理密州，发现朝廷的征税成本问题。活不下去的百姓要么偷税漏税，要么干脆披发入山、下江为盗贼。在给朝廷上奏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三道奏疏中，苏大学士痛陈封建王朝不计成本收税，以为能增加收入的想法是“儿童之见”。
“积滞不行，官之所丧，可胜计哉!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况民财两失者乎?”苏轼通过严密的数学论证，证实了封建王朝税收模型的愚蠢——既失去了财源，又失去了民心。
这一愚型的集大成者就是崇祯。越是摊派辽饷，越是增加征税成本，不但国库收不上钱，百姓也揭竿而起。有网络上的学者计算过，崇祯年间，征税的成本是税收收入的百倍不止。